返回主站|会员中心|保存桌面|手机浏览

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同类作品
  • 暂无相关作品
首页 > 章节列表 > 第145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33)
章节列表
第145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33)
发布时间:2019-08-12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38师和保安队伤亡惨重,急需增援!情况越来越恶化,孤军作战的天津守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候,南京政府对天津的战局持什么态度呢?

  27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蒋没有答应;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何应钦,再次要求增援,结果电报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李文田和刘家鸾实在无法支撑眼下的战局,便在29日下午决定撤退,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

  次日,天津沦陷。在这之前的头一天,北平已经失守。

  张自忠大概没有想到29军这个七零八落的摊子,还有华北这片被日寇和汉奸糟践得千疮百孔的天下,最后轮到他来收拾。不是拖卸责任,这个残局他实在无法修补,无法改变。

  但是,最终他还是挑起了这副他难以胜任的重担。那是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集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等。宋对与会者说;敌人集中兵力打上门来,蒋介石不让还击;现在,敌人进一步逼着我和37师全部撤离北平。在既不能打、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到了那里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

  宋哲元当时并没有说出谁是留在北平的合适人选。不过,他把目光停留在张自忠身上。这已经再也明白不过了,他在张自忠身上打着主意。果然,就在这天下午,宋哲元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张自忠接过手谕,心中激动与气愤交加,他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有千言万语难以说清,他和张自忠相对而泣,久久不语。临别前,张自忠沉痛万分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当晚,宋、冯、秦等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平津地面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张自忠。29日凌晨,29军全部撤离北平。天亮以后,北平街头静悄悄的。转瞬,人声鼎沸,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一夜之间,29军竟消失得无踪无影。街头处处可见代委员长张自忠的布告,大意是说中日战局发展,29军为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生产,不要惊慌自扰。北平已经沦陷,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何谈人心安定?

  一只受伤的军犬从西单牌楼下慌慌逃过。

  张自忠不断接到令人心碎而又气愤的消息:有人不战自退;还有人当了无耻之徒,投降了日军;最后,北平城仅留下一个保安旅,也被迫缴械……他悲愤得五脏俱痛,几乎晕倒。

  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

  三天后,他化装成学者,住进了东城区礼士胡同美国侨民福开森家中。

  就在这当儿,张的旧部将领联名写了一封信,派人辗转送到北平,希望他早日回军,率部抗日。张南下心切,便着手准备奔赴前线之事。

  9月7日清晨4时,张自忠着工装出门,坐在美国商人的汽车内,出朝阳门,过通县,到达天津。

  9月10日拂晓,他悄然离开华北,南下奔赴抗日前线……

  枪声,炮声,从远方的天际掠过。

  它留在天空的沟壑比地上的更多更深。那是敌人在召唤我们去抗日,去战斗。梦的碎片在飞,血肉的粉末在溅。

  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在卢沟桥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狼烟就这样从这里点燃起来了!一声炮弹的轰鸣,就是一个巨大的墓坑。

  卢沟桥上的一只石狮随着一声枪响栽下,它不会消失。大地是它的母亲,她会紧紧地搂抱着它。

  一只倒下的石狮,一座愤怒的石碑。它身上记载的不仅仅是强盗的罪恶,还有中国军人的辉煌。

  1937年7月,这个多雨的季节,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这个中华儿女的心先热起来的日子,众多的中国人背起最后的希望,从遥远的道路上走来。枪声伴着沉重的、创世纪的脚步……

  (摘自《睡狮怒醒》)

  第九节 天安门在含愤悲泣

  喜多诚一面在平津网罗各色汉奸,一面派特务前往香港,劝说王克敏重返北平。

  1937年8月17日,北平沦陷不到20天,日军即闯入天安门内的故宫,把大量的文物抢走。

  1937年12月14日,华北地区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中南海匆匆粉墨登场。

  1941年8月中旬,当局开始挨门逐户劝募,并向全市各同业公会指令摊派。

  北平的大街小巷,土膏店处处可见,整个城区空气中弥漫着鸦片烟味。

  北平市伪政权奉命组织人力,搜掠故宫内铜佛、铜器等2095斤,毁坏国家宝贵文物,献给日军。

  汉奸组织“新民会”对北平的控制

  加了加强对北平城和华北地区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又建立了汉奸团体――新民会。1937年12月24日,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第十天,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的导演下,“中华民国新民会”宣告成立。

  会长由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兼任,副会长由东北汉奸组织协和会干将张燕卿担任。新民会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汉奸组织。其章程规定“本会为信奉新民主义、与政府表里一体之民众团体,以实现中日满之共荣,并期剿共灭党之彻底,而贡献世界和平为目的”。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缪斌在“论证”新民主义时说,“新民”一词源于儒家典籍《大学》。书中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新民会动员组织民众,通过“礼治主义”“德治主义”“生产主义”和“平天下”,去达到新民主义的理想境界,为日本侵略者用军刀建立的殖民统治,披上合理的外衣。

  新民会为使殖民统治深入社会基层,建立了庞杂的织织系统。它实行“政会合一”的体制,规定各级行政首脑是该级新民会的当然会长。

  1938年3月20日,新民会首都指导部成立,由伪北京市市长余晋和兼任部长,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训练四科,城郊各区设办事处。

  首都指导部成立后,通过“整顿全市民众团体”,建立各种职业分会,相继组建了农民分会、报夫分会、啤酒分会、粪夫分会、国剧分会、国医分会、印刷分会、纸香业分会、理发分会、教育分会等。

  同时,新民会首指部组织外围群众团体,如:妇女会、青年团、少年团等,并将其伸展基层的各个角落,城区的坊巷组织、四郊的保甲、联庄会都成为新民会的基层组织。随着新民会的日益膨胀,其组织机构日趋涣散。

  新民会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教化。日伪统治时期,北平地区的所有宣传运动都由新民会主持。

  日本侵略军对此十分重视,称之为“思想战”。

  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中华民国新民会指导要纲》,对宣传的方针、内容、方法做了原则规定。新民会公开声称其宣传工作的方针是“剿共灭党联日救国”,完全服从于日本侵略战争。每逢日军发动重要的侵略攻势,日军报导部便制订详细的宣传计划,通过新民会日本顾问的指导,由新民会的汉奸出面组织形形色色的宣传活动。

  新民会设置宣传局,其“中央指导报纸”为《新民报》。

  1937年底,武田南阳强行接收《世界日报》,逼迫全体职员拼命突击。

  四天之后,1938年1月1日,《新民报》创刊号问世。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该报发展极为迅速,到1939年初,各地分社已达134处。

  1939年底,报社引进德国先进的印刷设备,每小时可印报32万份,使报纸印数猛增。

  《新民报》是日伪统治华北地区的主要舆论工具。它大力鼓吹日伪政府的各项殖民政策,派记者随日伪军进行战地报道,发表社论吹嘘日军侵华的“战绩”。

  日军大将山下奉文为该社题词,标榜其为“兴亚之先锋”。

  新民会首都指导部还出版地方刊物,如《青年》《首都画刊》《青年呼声》《教育月刊》《模范村》等,宣扬新民主义的汉奸理论。

  除发行报纸处,新民会还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宣传教化。

  新民会中央总会教化部利用放手电台,每天定时播放新民新闻,每适要闻,组织民众统一收听。

  北平各个城区都建有新民教育馆,每周举行演讲,为吸引群众,还举办宣讲游艺大会。各地均设置新民阅鉴室,并推广巡回图书车,走街串巷,进行宣传。在天桥开设新民茶馆,通过曲艺说唱,化解枯燥的政治说教。

  新民会还组建了新民映画班,摄制颂日反共的新闻片,到各地放映。这些宣传为侵略者摇旗呐喊,欺骗麻醉中国人民,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在学校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城内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政府为建立“日华提携之文教体制”,派遣一批中坚人才来华,指导“临时政府”,“确立亲日教育之牢固基础”。

  为培训汉奸骨干,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成立了新民学院。军部派遣原关东军退役中将佐藤三郎指导教务。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的伪政权中充任官吏。

  在推广奴化教育的过程中,新民会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新民会专门成立新民青年实施委员会,研究控制教师、学生的策略。

  青施会审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查禁抗日书籍。它经常组织大中小学生进行作文、演讲比赛,输新民精神,举行讲习会、座谈会、暑期俱乐部等活动,引诱青少年。新民会于1938年4月在北平成立师资讲肆馆,培训中小学校长。为造就人才,新民会还设立青年训练所,学员由各地保送,训练数月,再派往各地新民会、伪政权。统治建立的初期,日伪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猖獗一时,但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抵制。

  疯狂的掠夺

  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立即开始了疯狂的掠夺。

  1937年8月17日,北平沦陷不到20天,日军即闯入天安门内的故宫,把大量的文物抢走。

  接着,日军又跑到颐和园,把很多珍宝劫去。

  37年前,日军在北京城内大肆抢劫。37年后,日军又重演了同样的一幕。除了公开抢劫外,日本侵略者还操纵北平的伪政权,以“合作开发”为名,采用行政手段,加速华北地区的经济殖民化,先后采取了组建殖民经济垄断公司、发行伪货币等手段,加强经济掠夺。

  随着不断升级东亚战争,日本的战争资源日益匮乏。日本华北方面军利用伪政权,大力推行以掠夺为目的的经济开发方针。

  1941年3月7日,日本在北平设立华北垦业公司,专门策划掠夺劳工和粮食、棉花等战略资源。它圈占土地,经营农场,雇用中国农民,进行超经济性的剥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进一步控制战略资源,1942年1月1日,日伪华北政权宣布开始实行面粉配给制度。北京特别市公署加强粮食的管理,2月25日强令市民填报存粮。

  据统计,北平全市有居民300977户,1656025人,共存粮6339099斤,平均每人不足四斤,可见粮食的短缺。

  同年5月,伪市公署成立粮食联合办事处,购买大米也开始实行配给缺额。由于日伪政权加紧掠夺,粮荒日益严重,粮食配给日减。

  这年底,公职人员亦停止供应大米,白面由每人一袋减至半袋,普通市民只供粗粮。粮价暴涨,玉米面每斤1.05元,比1939年上涨了11倍,还常常供不应求。

  12月初,北平城内发生饥民抢粮暴动。西直门外粮库被一抢而空。

  中旬,粮店发生抢购惨案,市民因抢购粮食,挤压践踏死5人,伤30多人。入冬以来,市内每天因饥寒交迫而死去的常常在百人以上。

  随着战争不断升级,日伪政权公开强征暴敛。

  1941年6月,新民会北京总会开展募捐献机运动,遭到民众冷遇。

  8月中旬,当局开始挨门逐户劝募,并向全市各同业公会指令摊派。次年,市公署将搜刮来的民财,相继购买飞机八架,献给日军。

  1942年初,北平当局成立大东亚战争金品献纳委员会,加紧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力。8月下旬,市公署将强行搜集的金属制品四万多斤,献给日军。10月,日伪政权进一步开始强行收缴铜制品,规定北平市一个月内,必须交纳100万斤。结果,金品献纳委员会仅征集到22万斤。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统治,除了成立新民会外,还颁布一系列政令,加强行政治理。1938年11月3日,北平市公署警察局公布《北京四郊保甲法》,开始编制保甲,实行保甲连坐制度。

  它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乡镇内各保连合为连保,四郊建立的连保总计119处,它还强制18至40岁的男子编入保甲自卫团受训。

  同时,京畿的大兴、宛平、通县等地也开始推行保甲制度。至次年3月,北平地区保甲编制完毕。

  为严密控制地区,警察局又发布城区街巷公益会规则,自3月28日起实施。内外城区每五户编为一邻,共建1095个公益会,每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每30户设一干事,各会设干事3至9人不等。8月底编制完毕,公益会成为日伪统治下北平街巷的基层行政机构。

  日本侵略者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初期,仅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禁止伪政权编制军队,不准设立军事性机构。随着抗日武装在敌后日益活跃,日军疲于奔命,四面楚歌,只得改变战略,开始编练伪军。

  1939年10月,日军在北本正式组建伪军,名为治安军,任命汉奸齐燮元为司令。第一期编制三个集团,下辖八个步兵团。伪军追随日军,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

  毒品娼妓泛滥的北平

  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北平市内鸦片毒品泛滥猖獗。

  日本侵略者公然废除禁烟政策,以渐禁为名,实行鸦片专卖制度,榨取惊人的超额利润,买卖与吸食鸦片公开合法化,毒品泛滥成灾。

  七七事变前,北平地区的鸦片年均消费量为1100万两,大部分是西口货(西北产),小部分是北口货(热河产)。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口货输入困难,鸦片价格猛涨,日伪政权见有利可图,设立清查课,征收鸦片通过税。

  1938年2月,伪政权首脑王克敏提出:“希望日本方面明确允许鸦片专卖。”6月1日,伪临时政府公布管制鸦片的临时措施:作为营业,允许在娼寮、旅馆和市内的150所烟馆吸食鸦片;对未登记者课以2至10倍的罚金,对无营业执照而提供他人吸食鸦片课以30至50倍的罚金;烟馆月每月应交灯捐十元;吸食鸦片者应领取“限制戒烟执照”,每月交纳手续费一日元,北平伪政府每月征收的鸦片税超过20万元。

  1938年10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制订的《对华北地区鸦片与毒品的方针》。

  北平地区的鸦片毒化日益严重。平谷、通州、丰台、长辛店、门头沟、昌平等地相继设立鸦片加工厂。

  1942年底,北平全市经北京禁烟分局许可营业的鸦片零售所300多家,白面及吗啡房200家,地下私营的吸毒馆多达3000余家。

  全市有烟民15万,白面、吗啡、海洛因吸食者10万人,共计25万,占全市人口的1/7.其后,毒品的销售越来越猖獗,日伪经营的洋行、旅馆、赌场、妓院等处公开贩卖鸦片。经注册的鸦片批发零售商及鸦片烟馆近千家,仅1942年至1943年3月,全市销售鸦片1200万两,登记吸食者超过30万。

  北平的大街小巷,土膏店处处可见,整个城区空气中弥漫着鸦片烟味。鸦片毒品的泛滥严重地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天桥著名艺人“八大怪”之一的拉洋片艺人“大金牙”,嗜毒日深,倾家荡产,无力卖艺,沦为乞丐惨死在白云观乞丐收容所。

  在鸦片泛滥的同时,娼妓成群。

  据燕京大学外籍教授培克调查,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每250人中,有一名妇女沦为娼妓,仅次于当时世界各大城市中最为严重的上海。

  北平城内的“献铜献铁”运动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更趋恶化。为支持侵略战争,日伪政权疯狂搜刮战略物资,以至敲骨吸髓。

  年初,日军征集军用物资,发动献铜运动。

  北平市伪政权奉命组织人力,搜掠故宫内铜佛、铜器等2095斤,毁坏国家宝贵文物,献给日军。

  2月10日,伪市公署再次强行收缴铜品40万斤,供给日军制造武器。

  3月8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东单召开大会,向日军捐献飞机62架。

  但日本侵略者仍贪心不足。14日,日伪政府组织“北京市献机委员会”,决定自4月1日起,增收筵席捐、娱乐捐、游兴捐。至5月中旬又搜刮民财30万元。与此同时,伪政权强令推行献木运动,在北平大肆砍伐树木,5月份伐树5000多株,占成材树木的1/4.这年下半年,日伪政权濒临穷途末路,强制居民献铜献铁,每户至少5斤。不仅民房商店的门环、门窗、铁栏杆被拆抢走,就连伪警察局的铁栏杆也全部被拆除。

  日军新兵缺衣,向布店征布,在街头、澡堂抢掠市民衣服的丑闻接连不断,穷困已极,丑态百出。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北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