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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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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章 睡狮怒醒卢沟桥!铁蹄践踏天安门(23)
发布时间:2019-08-12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不料我在下午2时回到特务机关时,从天津军司令部挂来的专线特急电话,已经在等待我了。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马上拿起电话听筒,是军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的声音: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好机会。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定,也予以撕毁。”

  今井武夫的有关11日的中日交涉情况就回忆到此。

  当时,他也感到有几分失意。毫无疑问,日本国不仅欺骗了善良的中国人民,连他们自己的军人也受骗了。战争贩子们历来都如此残酷。

  这样,原来约定的中日双方在7月11日下午3时签订协议的事就出现了困难,还要不要签订呢?今井感到为难。他向特务机关长松井作了报告,松井也不敢拍板,只得请示已经回到天津的桥本群参谋长。桥本群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回答:“照签不误。”

  晚上8时终于完成了签字手续,这就是《秦德纯―松井协定》。“协定”对中日双方代表在交涉时提出的三条内容均予以承诺。

  一件事情又走完了一个过程。对中国来说,是被别人牵着退了一步,对日本来说,他们蛮横地、却是理直气壮地将铁蹄又踏进了中国一步。

  中方的某些人表现了出奇的虔诚。

  协定签字以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国方面大概以为和平已经不成问题了,为表示自己的友好诚意,当天晚上放虎归山,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全部送回了丰台。

  日本帝国并没有因为中国有些人还在做梦就中止了自己的胡作非为。相反,他们乘着这对自己说来的大好时机迫不及待地公开了其狼子野心。11日半夜,他们最先向国内民众广播了这样一条歪曲事实的消息:

  “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定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以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

  他们否定了“协定”。

  接着就宣布了出兵计划。

  狐狸一旦给它的猎物跳足了花样舞以后,会变得十分疲累,便发出了一串串亢奋的叫声。那不是歌,而是饥饿的讯号。于是,它开始觅食,目光贪婪地在荒原上搜寻……

  事变时宋哲元回了老家

  7月11日,宋哲元从山东回到平津前线时,脸上不是愁云也不全是阳光。像以往一样很平静,蛮有几分大军长的派头。

  但是,明眼人还是看出来了,那是装的。他心里很虚,或者说很紧张。

  别的不说,只需看看他的落脚点:不回北平,也不到宛平,而是抵达天津。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的想法很多,心情很复杂。

  有些人说,宋军座到天津是对的,这样可以拉开距离,从稍远点的地方看他日想夜牵的卢沟桥会看得更清楚,更客观些。

  其实,并非如此……

  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宋哲元正在山东老家乐陵县休养。

  事变发生的当天、第二天,冀察当局机关里因为他不在着实忙乱了一阵了。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秦德纯等都分别拍去急电到乐陵,报告了事变的详细情况。从外表看他很坦然地细读着每一封电文,可谁会想到他的内心是多么的不平静啊!

  开枪?事变?

  他放下一封又一封电报,脸上爬满了惊讶的问号。他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才离开北平几天嘛,日本人就翻脸不认人?开枪,他们想干什么呀?

  随之,军座便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有一种仿佛天要塌下来的恐慌罩在他心头上。

  惊恐并不能解释眼前已经发生的事变。

  他独坐家中静下心来细细地想着前前后后的一切……

  其实这枪声的响起实在是在情理之中。不是吗?日军在卢沟桥地区胡搅蛮缠加上胡作非为已经很有些日子了,他们就是想闹事,要把水搅浑,让你白天看不见太阳,夜晚瞅不到月亮;让你干活没有心劲,睡觉不敢熄灯……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永定河上那座桥吞并掉,还有桥头的那座城。

  军座想起了一件往事:

  这一年多年,特别是打头年年底以来,日军想控制卢沟桥这个咽喉的贪欲越来越强烈了。眼看着桥得不到手就处处找碴子,挑起事端。一天,日军的一个士兵从中国驻宛平地区某部穿过,战士们按规定进行盘查,这本来是属于中国军队履行自己的一般职责,绝没有其它什么意思。谁料,日军不干了,竟然开了部队将中国驻军的一个连包围了。中国军人也不是吃素的,又把日军反包围了。双方枪口对枪口地对峙着,见个火星就会触发战争。这件事通报给了宋哲元,他立即派张自忠前往现场与日军交涉。日军的一个参谋竟然威胁张自忠将军说:“眼下形势严重,马上就要开火了,你赶快制止你的部队!”张自忠顺着对方和话回敬道:“国家养兵,原为打仗!”敌人从张将军镇静沉着的气度上看出不会讨到好果子吃,便退兵了。

  此刻,宋哲元在远离卢沟桥的故乡回味着这件他在当时并不认为是件大事的小插曲,还真咀嚼出了新的味道:日军那颗要蜇人的蝎子心早就安上了。他们一有机会就伸出来害人。这不,开枪了,向卢沟桥开枪了!

  这位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冀察全境的军政首脑人物的心被一种难以言状的不安深深地占据了。这个时候,政务委员会肯定有忙不完的事情,许多工作都需要他拿主意,拍板。可是,偏偏他离开了北平……

  他自己开始谴责自己:逃兵!

  是的,会有人这么骂他的。平时他总是教育部属,军人嘛,枪声就是命令。要永远奔着枪声去。

  随后,他马上又想:无稽之谈。怎么会是逃兵呢?我离开北平时卢沟桥还平静得几乎看不到要发生这么大事变的迹象。一切出乎意料的事都出现在我到东山乐陵后嘛。再说,这些天来我闲下过吗?天天都有一大堆请示工作的电文要我处理。谋事靠大家,主事在一人。你就是到了天涯海角也得承担着你那份职责。

  这时,又有一份北平来电被秘书送到了他手头。是冯治安报告前线战况的通报。

  他立即电令冯治安:“扑灭当前之敌。”当然,他绝对不会忘记在电令中要加上这样的叮嘱:必须镇定处之,相机行事,以挽危局。

  是的,枪声一响不管你愿意承认还是不愿意承认,它标志着局势已经转向复杂化了。如果我们不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这枪声蔓延,那么局面就会变得难以收拾。挽救危局的惟一办法就是谈判,双方都做些让步。

  军座的心!善良,还是迷茫?

  日军已经从打开刺刀的枪口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我们的士兵都倒在了血泊中,他还在乞求和平!

  宋哲元肯定还在一种天国式的梦幻里生活着。尽管他天天都批阅文件,夜夜都询问前线变化。在他给北平来的每一份有关抗战的电文作批示时,嘴里照例要咬出这样一句问话: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他不相信日军会在卢沟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他不相信29军会被日军吃掉。

  有一天夜里,当他浑身大汗淋漓地淌着虚汗还在念念有词地说着“这不可能”时,人们终于明白军座真的病了,他是在说胡话呢!说来他这病有点怪,不发烧也不见发冷,额头上只是沁着豆粒似的汗珠,一条毛巾都被擦得湿淋淋的。家人和随从人员都着急起来,慌手慌脚地张罗着请名医给他作治疗。他却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这回人们听清楚了,他是说自己不可能被这点小病撩倒。他是一条山东大汉呀!

  宋哲元肯定不是个单色体,他是在极度的矛盾中度日。再加上这病,使他觉得度日如度年。

  他心在卢沟桥前线也惦着南京政府。一头是操心,另一头是担心。或者说操心与担心交织在一起,使他很不放心。29军的军长难当啊!

  人呀,当一颗心被割切分挂在好几处时,他就会感觉不到自己灵魂的存在,因而也就失去了支撑力,依赖自己吧,自己是一片飘落的叶子;依赖别人吧,别人会吞没自己……

  这时,宋哲元在无奈之中从乐陵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

  “华北士兵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情况,取决尊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

  总裁没有回电。

  宋哲元的心又悬空了一截,是不是他嫌我躲在山东享清闲,动了肝火,生气了?不会的,如若真是这样,总裁会来电催着让我返平的。没有电文,就是他同意我的意见。

  宋哲元的心又从那悬空的地方落下了一截。坦然。

  这种心态只维持了极短的一瞬间,很快他就把自己的猜测推倒了,而在琢磨: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难以理解我的这次“逃脱”,华北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国家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你宋某人怎么就可以泰然处之地呆在老家不挪窝呢?

  华北大地少了主事人,沉重的天幕因而随时都会崩塌似的。

  这个世界还是少不了他的。

  他不是漂泊,而是远航。

  当时秦德纯是冀察当局的最高负责人。宋哲元不在,委托他包揽一切大权。他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支撑华北这块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现在似乎眼看说要落架倒塌的天下。残局应该由制造残局的人来收拾。谁是这个残局的制造者?不知道。反正不是他秦德纯,起码他不是主谋。

  他不是推卸责任,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姓秦的绝对不当溜之大吉的逃兵,那多可耻!该他承担的那份责任他会义无反顾地放在肩上,再加一码也无怨言。打听打听吧,姓秦的是那号走边溜号的“精明”人吗?

  这时,秦德纯不由得想起了这大半年他在夹缝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独当一面的日子,那是兢兢业业,忄西忄西惶惶的半年呀……

  1937年2月上旬的某日,宋哲元突然来到秦德纯的办公室,说:

  “德纯,我想和你谈点事。”

  秦马上停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望着军长,他能感觉到,军长有重要话要说。

  宋:“眼下日本提出的这种种无理要求,无一不关系到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可是我们越是不接受,日方就越是无理取闹,滋扰不休,这使我痛苦万分。你也看出来了,日方每次提出要求总是要我与他们交涉,如是派个人代替我去他们又不痛快。似乎我成了他们交涉的对象了。唉!”

  军长诉完这番苦之后,接着便讲了自己的一个打算。这打算着实使秦德纯吃了一惊。

  宋:“所以,我有个想法,准备休几个月假,回山东乐陵原籍,暂时离开平津。”

  秦:“离开平津?那么北平、华北……”

  “这里由你负责与日军周旋,这样尚有伸缩的余地,我相信你会有适当应付的办法。”秦不同意,说:“我们与日本人交涉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而是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不赞成你离开北平,我也无法承担这份责任。”

  宋哲元见秦的态度十分坚决,且带有几分激动,便顺水推舟地说:“其实回老家也无什么大事,只是想给先父修一下墓。”

  宋哲元回山东的打算就这样搁置。

  秦德纯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事情隔了半月,一天宋又找到他,几乎是以通知的口气告诉他:

  “我还是决定回原籍,平津的事情你就负责啦。”

  宋显得很烦躁,看得出心情很恶劣。也难怪,2月20日以后,日军频繁地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双方的交涉有时一天就有两三次。他实在难以承受这份压力。

  离开平津前夕,宋哲元再次对秦德纯作了这样的嘱咐:

  “对日方的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拒绝。”

  不接受,不拒绝,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原则。不接受,那就等于拒绝了;不拒绝,也就等于接受了。宋军座真给秦德纯出了一道太难太难的难题!

  秦德纯像小脚女人一样小心翼翼地走在宋哲元给他铺设的坎坎坷坷的道路上。几多艰难,几多谨慎,几多屈辱!他平均每天都要接洽最少一次到两次日方的来访,有外交官、武官、特务机关人员,贵族院议员、新闻记者,等等。他虽有满腹担忧,但抱定任劳任怨之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日本人竭尽离间分化的手段,将29军分为抗日的中央派与和日的地方派,秦被划为抗日中央派的中坚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攻讦诋毁、恐吓威胁。秦只有谨慎沉着,以静制动,不使交涉陷于困难之中。

  秦整日惶惶恐恐,惟恐一言不慎、一事失当,延误了大事。宋军座远在老家,请示求教有诸多不便,他便几次电陈南京,请示机宜。南京复电:要在不丧权不辱国的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

  5、6月间,中日双主在卢沟桥地区的局势已极度紧张,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秦德纯的心天天都蹿至嗓子眼。

  7月7日下午,他在市政府邀请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20余人,报告了紧张的局势,诸先生均开诚布公地发表了应付局面的意见。谁料,散会后不到两个小时,卢沟桥便响起了枪声……

  眼下,事变发生已三四天了,局势复杂且不断恶化,他深感自己虽竭尽全力也难以应付,便更希望宋哲元能返平处理大事,主持一切。

  请他返平的电报拍去了,宋却没有回来。

  又一份电报拍去,仍然没有音讯……

  秦德纯决定派人去“搬请”。

  谁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他想到了一个人: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此公与宋平日来往甚密,关系非同一般,话说轻说重,宋都不会在意。再说,此人就是要把宋哲元说得在乐陵坐不住才行呢!

  邓哲熙很痛快地答应了。他到了乐陵。

  陪邓同行的还有赵登禹和张克侠。

  宋哲元对从前线来的人格外热情,他急于知道宛平和卢沟桥的一切,问这问那没个完。邓、赵、张便详细地给他汇报了前线敌我双方的情况。

  宋听后,略有思索,之后说:

  “我看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把双方的争端解决在局部范围内仍是有可能的。”

  邓哲熙不同意军座的看法,马上说:

  “会不会发动全面战争,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们一直是抱着和解的态度处理这场争端,也做了让步,可你让一步,人家进两步。这时候还讲局部范围,显然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张克侠马上说:“现在看来我们的善良愿望已经被现实碰得支离破碎了,如果一条道走到黑,后果不堪设想。”

  赵登禹也说:“这两天日军在宛平周围又增加了不少兵力,气氛很紧张了,我们也不得不在布置兵力,准备迎战了。”

  宋哲元对大家站在他对立面说话并不在意,也不反驳,他继续问着感兴趣的问题。

  “对啦,中日双方的谈判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进展谈不上了,日方毫无诚意,尽扯皮,耍阴谋,我们动身来这儿的那天谈判又不欢而散了。”邓哲熙回答说。

  宋哲元叹了口气,说:“拖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倒是日本人在拖延中赢得了时间。”

  接下来,宋又扯了些别的事情。

  邓、赵、张三位都不愿让时间在这种不咸不淡的谈话中消磨掉,邓哲熙便扭转了话题,直切主题陈述了他们这次来齐鲁的目的:

  “自从您离开北平后,许多事情都处在群龙无首的涣散状态,大家都希望您回去主持工作。确实,在这非同寻常的时期,没有您坐镇北平是不行的。”

  宋哲元仍然像没有听见邓的话似的,仍旧顺着他刚才的话题问道:

  “我们和日方谈判的都是哪些人?”

  “齐燮元、张允荣,够他们忙的了。”

  “张自忠没有参加?”

  “他病了,齐、张两人就是他点名要来代表他去谈判的。他躺在病床上做场外指导。”

  宋哲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屋里静了下来,谁也不去打破这自从见到宋军座后难得的片刻宁静。

  院子里树杈上鸟儿的喳喳声很脆,悠长。

  宋哲元终于把话头扯到了正题上:

  “德纯催我回平的电报我收到了,你们这次来也是他的意思吧?”

  “他当然希望您回去。但是并非是他一人有这个愿望,张自忠、冯治安二位师长都给我们说过,希望我们无论如何把您请回北平。”邓哲熙说,他的脸上浮现出了笑容。因为冰面有所融动。

  宋:“还用请吗?让我回去当军长、当主任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呀!”

  大家都笑了。一直板结的气氛终于变得轻松了。

  宋:“你们看我何时回去为好?”

  邓:“在您方便的时候,越快越好。”

  “那好,今天咱们就启程。”

  邓哲熙忙说:“稍稍做些准备,明天动身也不晚。”

  宋哲元答应了。

  这当儿,南京方面来了两封电报,都紧催宋哲元离开山东返回前线。

  第一封是蒋介石的急电,他令宋速到保定指挥部队。第二封是何应钦的密电:“惟卢事日趋严重,津市布遍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

  离开山东返回平津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不打算去保定。从山东到保定,总是躲着前线不去,别人会说他是胆小鬼,临阵脱逃。

  于是,他给南京复电:

  因兵力大部在天津附近,且平津地当要冲,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

  宋哲元弃去保定而赴津还有一层意思,这就是:在天津他与日方可以直接交涉,方能谋求“局部解决”的办法。

  宋哲元对谈判特有兴趣。也许他有一个起码在短时间内不改的主意:乞求和平靠谈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