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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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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23)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张作霖虽然也和曹锟一样,早就觊觎大总统的宝座,但他深知目前还未到自己君临全国的时候,暂时还只能在幕后操纵北京中央政府。他决定采取拥护段祺瑞上台执政的策略。这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其一,段祺瑞是北洋派的元老之一,资历比他和冯玉祥都要老,不但冯玉祥不好反对,其他各派军阀也难有非议;其二,在张作霖与段祺瑞结盟反直时,彼此实际上已有默契,即推翻直系后张将拥段上台;其三,张作霖与段祺瑞都是亲日派,此次反直成功,又都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而日本希望战后由段祺瑞组织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张作霖当然不能无视日本的意向;其四,张作霖与段祺瑞在思想政治方面比较一致,“臭味相投”,与孙中山、冯玉祥都不同;其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段祺瑞本人已没有多少实力,他上台后,不能不仰承张作霖的鼻息,便于张作霖进行操纵。一旦形势有变,张作霖很容易将其踢开,或换马,或由他自己取而代之。可见,张作霖的算盘打得是相当精的。

  打定主意后,张作霖便电邀冯玉祥同到天津,与他和段祺瑞举行三人会晤。1924年11月10日,三人在天津日租界段祺瑞的私宅如期会晤。张作霖首先提议,拥护段祺瑞重新上台,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段祺瑞自1920年下野以后,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东山再起,奉张的提议当然正中其下怀,只在嘴上略表谦让之意。至于冯玉祥,他虽然心里倾向于拥孙,不赞成拥段,却难明说,一来碍于段祺瑞的面子,二来冯玉祥一时也想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结果三人会议一致通过了张作霖的提议。

  会后,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先后进京,并正式宣布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11月24日,段祺瑞正式宣誓就职。

  根据后来公布的临时政府组织条例,临时政府既无总统,也没有总理,只设“执政”一职,故这个所谓的“执政”,兼了总统和总理两大要职,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内阁阁揆。不过,以“临时执政”代总统、总理,也反映出临时政府过渡和非正式的性质。而且,对于段祺瑞和张作霖来说,用“临时执政”的名义,既可以省却正式选举总统,确定总理的许多麻烦,又不影响其行使权力。

  对于张作霖而言,匆忙扶段上台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抑制孙中山,由于“三角同盟”的关系,打败直系以后,表面上张作霖不得不同孙中山继续周旋。因此,在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之后,张作霖和段祺瑞也不得不向孙中山致电发出邀请。然而,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张、孙两人毫无共同之处。尤其是在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下决心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之后,孙中山与张作霖的距离更是越来越远。道不同不相谋,张作霖从原来的联孙转为抑孙、反孙,就不足为奇了。

  对张作霖的居心,孙中山洞若观火。他对张作霖和段祺瑞并不抱幻想。但孙中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毅然决定仍按原计划经上海、日本北上,目的是要通过北上之行,大力宣传国民党的革命主张。因此,他不但在《北上宣言》中,而且在沿途的一系列讲演中,宣传这些主张。孙中山说:“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孙中山的基本主张,概括地说,主要是两句话,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二是召开国民会议,根除军阀统治。

  当孙中山带着这些革命主张于12月初抵达天津时,张作霖毫不掩饰地表白了对这些革命主张的仇视。孙中山一到天津,出于礼貌,首先到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一见面,张作霖就对孙中山扬言说:“孙先生,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以反“共产”为借口,抵制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主张。第二天,张作霖又乘回访孙中山的机会,再一次兜售他的反动观点。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他说:“你们有学问的人理想太高,当心俄国人与共产党不可靠,要小心上当。”张作霖还表示,他可以代孙中山同外国人疏通,并大包大揽地说:“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听了张作霖的这番话,孙中山真是哭笑不得,但由于身体不适,未与张作霖当面争辩。很快,孙中山即因旅途劳累而肝病复发。此后,他就没有再同张作霖会过面。

  为了进一步抵制孙中山,张作霖又伙同段祺瑞针锋相对地提出“外崇国信”和召开“善后会议”两项主张,以同孙中山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这两条的实质,说穿了就是要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继续维护封建军阀的统治。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与世长辞。尽管由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阻挠,孙中山这次北上未能使自己的革命主张得到贯彻,但经过他的努力宣传,这些革命的主张在广大民众中间,毕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捧段抑孙的同时,张作霖也对冯玉祥大加排斥。照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对奉系战胜直系作出了直接贡献,战后张作霖至少应在一段时间里同冯玉祥继续合作。然而,硝烟刚散,张、冯之间便开始发生矛盾,战时的同盟关系很快就被尖锐的对立所代替。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冯玉祥因为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比较倾向孙中山,他在发动北京政变、幽禁曹锟之后不久,便首先电请孙中山北上。而张作霖、段祺瑞对冯玉祥的做法,却很不满意。在他们看来,冯玉祥如与孙中山结合起来,南北呼应,将给他们造成莫大的威胁。因此,张作霖力主拥段,既以此抑制孙中山,也破坏冯玉祥的计划。冯玉祥虽因实力不足最终被迫作出妥协,但心里不服。第二,张作霖和冯玉祥都想扩展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双方冲突在所难免。冯玉祥之所以倒戈反吴,除受到孙中山思想的某些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吴佩孚夺其地盘、限制其发展的不满。故在倒戈之后,冯玉祥也想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发动政变前,就曾向张作霖提出过奉军不入关的要求,目的也是为了在推翻曹锟、吴佩孚之后,自己能控制京、津和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不料,张作霖当时虽然一口答应,事后便食言,不但将大批奉军调进关内,而且对冯玉祥步步进逼,将京津的大部分地区据为己有,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尽管开始时段祺瑞曾居间调解,划分了奉、冯两军的势力范围,规定奉系沿津浦铁路向南发展,而冯军则沿京汉铁路发展,但这只是暂时的一种缓冲,矛盾并未得到真正解决。张、冯之间日益貌合神离。尤其是张作霖,自恃奉系实力雄厚,根本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千方百计地予以排斥。有关北京政府的大事,基本上都由张作霖作主、段祺瑞附和,而冯玉祥则只好妥协。部分奉系将领甚至主张乘冯玉祥赴津开会时将冯杀害,致使冯玉祥国民军的将领岳维俊、邓宝珊等人也想乘张作霖到北京、随从兵力不足之机,将张作霖暗杀。尽管这两起暗杀动议均因张作霖、冯玉祥不允而未成事实,但奉、冯两军对立情绪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势单力薄的冯玉祥,感到一时难有所为,只好以“消极”来对抗。冯玉祥多年后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大约就在段祺瑞就任总执政以后不久,冯玉祥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京西天台山“休养”。当冯玉祥将此打算告诉张作霖,颇会表演的张作霖,竟跳起来说:“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当然冯玉祥离京,其实也是以退为进之计。

  冯玉祥走了,孙中山不久也去世了。张作霖成了北京政府惟一的“太上皇”,踌躇满志的张作霖又眯缝着眼睛,窥伺着南方……

  第十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四)

  “我不打人,绝没人敢打我”

  打败曹锟、吴佩孚以后,奉军大批入关,热河和津、榆地区,随处可见趾高气扬的奉军,但张作霖并不满足,开始计划谋夺东南各省。

  冯玉祥走后,曾与冯玉祥同谋起事,一度担任直隶督军的王承斌也在奉军的压迫下避入天津的外国租界,直隶督军的位置空了出来。张作霖有意让奉系的大将李景林继任,彻底夺取直隶省。但是,段祺瑞也想让皖系控制直隶。经过两次军阀混战,皖系的实力和地盘已消灭殆尽。段祺瑞是靠奉系的支持才当上临时总执政的。上台以后,他当然不能不仰承张作霖的鼻息。但是,段祺瑞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扶持残存的皖系势力,重新取得一部分地盘。当时,原浙江督军卢永祥算是皖系尚存的一根“血脉”,因此,段祺瑞未同张作霖及奉系商量,便先下手为强,发表卢永祥为直隶督办,即原来的督军。任命一公布,即遭到李景林等奉系将领的坚决反对。奉、皖两派因此发生争执,一时僵持不下。

  擅于玩弄权术的张作霖,再次亲自出马,专程赶到天津,以解决长江各省问题为名,在天津召开了由奉系将领和卢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张作霖一再声称,他开这个会是要为嘉帅卢永祥出一口恶气,帮助卢永祥报被直系齐燮元打败的一箭之仇,决非为奉系争夺地盘。他表示,他要派一部分奉军归嘉帅指挥,南下讨伐齐燮元,成功后即保举卢永祥为江苏督办,吴光新任安徽督理。吴光新当时虽担任奉军军长,但又是段祺瑞的妻舅,实际上属皖派人物。张作霖还慷慨地承诺,所有南下讨齐的军费,全由他负责代筹。

  张作霖这一番十分“仗义”的话,卢永祥和其他皖系人物也颇觉中听,遂一致表示赞成。其实,张作霖使的是调虎离山计。他以支持卢永祥回东南为名,拐弯抹角地否定了段祺瑞任命卢永祥为直隶督办的决定,为奉系夺取直隶扫除了障碍。而且,张作霖心里明白,皖系已没有实力,全靠奉系支持。即便在奉军帮助下,取得了东南各省的地盘,皖系那几个光杆司令也难以立足,最终还不乖乖地把东南各省让给奉系?

  段祺瑞、卢永祥等接受张作霖的建议,北京政府先后下令免去齐燮元的江苏督办一职,改任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李景林为直隶督办。

  张作霖如愿以偿地取得了直隶地盘后,也“履行”自己的承诺,派姜登选、张宗昌率领一部分奉军,以“宣抚军”的名义南下,护送卢永祥到江苏就职。

  北京政府关于卢永祥、齐燮元的任免令发表后,齐燮元一开始曾表示“服从”,但一星期后,又宣称抵制北京的任命,反对奉军南下,并联合另一个直系将领孙传芳,突然举兵占领上海,摆出准备与奉军一战的架势。已经进抵南京一带的奉系“宣抚军”一不做二不休,由张宗昌率领,东进上海,准备用武力驱逐齐燮元、孙传芳所率的直军。

  上海总商会眼见战祸将临,慌了手脚,急忙向北京政府和奉、直两方提出不在上海驻军、不设军职和将上海的兵工厂移往他处的建议。孙传芳因未做好战争准备,觉得真打起来,直军并无取胜的把握,故对上海总商会的建议表示赞同;段祺瑞也担心如战事扩大,殃及租界洋人利益,不好收场,也赞成上海总商会的办法。为了安抚孙传芳,段祺瑞又同时补充任命孙传芳为浙江督办、卢永祥兼江苏督办、周荫人为福建督办,以表示虽免齐燮元之职,但对浙、闽并无侵吞之意,对齐、孙进行分化。

  孙传芳果然上钩,放弃了对齐燮元的支持,暂取观望态度。这样一来,孤立的齐燮元不得不于1925年1月28日逃亡日本,而张宗昌所部宣抚军则兵不血刃地开抵上海,将群龙无首的齐军全部缴械。同年2月3日,直、奉、皖三方代表孙传芳、张宗昌、吴光新在上海签订了一个和约,规定:浙、奉两军均退出上海。

  张宗昌撤出后,盯上了山东这块宝地,想凭借武力取山东督办郑士琦而代之,夺取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张作霖也觉得,山东地处华北与长江流域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奉系要经营东南各省,必须将山东控制在自己手中,否则津浦铁路就可能被对手切断,于奉系不利。因此,张作霖向段祺瑞提出要求,将郑士琦调离山东,以张宗昌继任。段祺瑞照办,遂于1925年4月24日发布命令,特任张宗昌为山东省督办,改任郑士琦为安徽省督办。郑士琦不敢与奉系争锋,只好乖乖地走人。不过,他在安徽也未呆长,四个月后他的安徽督办一职,又被奉系将领所取代。

  奉系夺得山东地盘之后,张作霖又开始策划夺取皖、苏和淞沪地区。淞沪对奉系无疑是一块肥肉,特别是上海,因工商业发达,税收颇丰,奉系早就垂涎。年初,奉张之所以同意与孙传芳订和约,从上海撤军,主要是因为当时奉军刚刚南下,距离后方基地太远,立足不稳,不敢冒险与孙传芳交战。到了5、6月间,张作霖觉得形势的发展已对奉系有利。当时,由于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义愤,反帝高潮迅速兴起,并逐渐席卷全国。张作霖认为,这正好为奉军再次进兵上海提供借口。于是,他撕毁江浙和约中关于“上海永不驻兵”的规定,以维持上海的秩序为名,指使张学良率领奉军2000人,于6月13日进驻上海,将淞沪地区纳入奉系的势力范围。

  取得了上海的地盘后,张作霖又指示奉军对苏皖宣抚使兼江苏督办卢永祥施加压力。卢永祥督苏,本来靠的就是奉军的支持,自己并无实力基础,如今奉军变卦,处处掣肘,日子也难过。为求善终,卢永祥知趣地主动要求辞职,拱手将苏、皖地盘让出。1925年8月间,张作霖终于迫使段祺瑞接受既成事实,改任奉系大将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

  这样,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张作霖便以实力为后盾,施展权术,先后控制了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和上海。奉系的势力范围空前扩展,北自黑龙江,南至上海,几乎囊括了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富庶之地,进入了鼎盛时期。

  张作霖此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变得飘飘然起来。他曾十分傲慢地对部下宣称:“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没有人敢打我!”

  张作霖忘记了中国有句名言:物极必反。由于他肆意扩张,也像以前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一样倒行逆施,不仅使奉系与全国人民的矛盾,与其他军阀的矛盾迅速激化,而且也使奉系内部的矛盾激化。正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发展,终于导致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奉战争,从内外两方面同时冲击奉系,几乎将张作霖置于死地。

  祸起萧墙

  “第一反动军阀”

  张作霖将奉系的统治扩展到华北和长江流域之时,正值以“五卅”反帝运动为标志的人民革命新高潮勃兴之际。面对着汹涌而来的革命潮流,为了讨好英、日帝国主义和维护自身的统治,奉系军阀竟毫不犹豫地充当了镇压人民反帝斗争的刽子手。

  1925年4月,奉系大将张宗昌就任山东督办不久,青岛就出现了大罢工的浪潮,罢工工人的斗争矛头直指日资纱厂的资本家。日本政府立即出面干涉,通过驻华公使芳泽向北京政府,通过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张作霖,通过驻青岛总领事掘内向张宗昌,分别施加压力,要他们采取行动,迅速把罢工镇压下去。张宗昌立即于5月下旬派兵1000多人到日本纱厂,驱赶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捣毁秘密工会。在张宗昌的疯狂镇压下,青岛的罢工潮被平息,罢工领袖、共产党人李慰农和《公民报》的进步记者胡信之等人被枪杀。由于镇压工人罢工有功,日本人给了张宗昌30万元作为酬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反帝运动。在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了五卅血案之后,上海的工人、学生、商民纷纷起来,举行反帝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在“三罢”运动中,上海总工会,上海工学商联合会宣告成立,成为领导工人和各界群众开展反帝斗争的核心。此时,奉系军阀再一次站到英、日帝国主义一边,镇压上海的反帝斗争。6月中旬,在“恢复秩序”的借口下,奉军进驻上海,先后封闭上海总工会、上海工学商联合会等罢工领导组织,对“三罢”斗争进行破坏。6月下旬,邢士廉又带8000奉军到沪,奉军在上海的兵力增至1万多人。邢士廉接替张学良后,更加疯狂地镇压上海的工人、学生运动,致使“五卅”之后的反帝怒潮,逐渐趋于低落。

  除在山东、上海镇压革命运动外,在奉系军阀李景林统治的直隶,也发生血腥镇压罢工工人的暴行。李景林就任直隶督办不久,直隶也受到反帝潮流的冲击。为了声援上海各界人民的斗争,天津英国轮船商行的工人首先起来罢工,接着,天津日本纱厂的工人也举行罢工,并破坏了工厂。李景林得报之后,立即派兵围攻该厂,打死工人20多名,打伤300多名,同时还查封了天津的工会组织。

  1925年的春夏,不管是在天津、青岛、上海,还是在奉系统治的其他地方,奉系军阀对高涨的人民革命新潮流都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政策,以取媚于列强。奉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反奉声浪因此而起,并迅速遍及全国。

  共产党人首先举起反对军阀的大旗,对奉系军阀的暴行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抨击。中共中央在1925年7月10日发表的《告民众书》指出:“帝国主义一方面从外面侵略压迫中国,同时必定利用军阀,从中国内部来压迫中国人民的民主民族运动,破坏中国。去年秋天的北京政变以前,他们利用吴佩孚做工具,如今他们又挑着张作霖了。”“凡是奉系军阀所在之地,民众运动最受压迫,如奉天――张作霖的老家里,如天津――张作霖爪牙密布的地方,一切民众运动及平民组织都受压制,到处逮捕拘禁人民。奉军刚到上海不久便宣布戒严,要禁止游行、集会、出版等自由,军队占据工会机关……这种压迫和专制,并不比帝国主义势力下的租界差别到哪里去!”共产党人还指出:“奉张是现在第一有力军阀,也是第一反动军阀”,“中国国民运动眼前的死敌,在外是英、日帝国主义,在内是奉天军阀。”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同奉系军阀作斗争,中共中央提出“武装平民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首先在上海,各界民众数万人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奉系军阀的大会,接着,北京也举行了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京、沪开始的反奉运动,很快又扩展到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