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主站|会员中心|保存桌面|手机浏览

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同类作品
  • 暂无相关作品
首页 > 章节列表 > 第60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27)
章节列表
第60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27)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由于关东军、外交官和满铁官员异口同声地要求支持张作霖的意见,东京的军部和内阁官员不能不认真看待。曾对郭松龄抱有好感,而对张作霖表示过厌恶的陆军大臣宇垣,此时也把个人的感情抛到一边,开始冷静地权衡这次危机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日本利益的问题了。他在当时所写的日记中说道:“从去年秋天起,不只是我个人,就连大多数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感情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土匪式性格,他总是寻找机会来扩大其名望和财产,为了这样做,不择手段,甚至背信弃义,这使我在感情上对他怀有的某种恶感加深了。但现在我拿不准的,仅仅是如果他遭到某种挫折,是否对日本有利。一般地说,特别是在外交方面,如果张作霖作为满洲的统治者被推翻,并代之以郭或冯,那并不会造成细微的差别。”但宇垣又说:尽管日本在“南满”的利益也许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却可能影响日本对“北满”正在进行的扩张。这是因为:“张作霖遍布北满的权势不是一朝一夕就获得的,而是十多年努力的结果。无论谁取代他,即便进了奉天城,要把势力伸展到北满,必然要花至少几年的时间。可我们现在就要扩展到北满――凭借张作霖的权势,稳步地伸进。如果张作霖倒台了,我们将失去这种便利。再则,吉林和黑龙江的首领们,对新的奉天中心,自然地处于一种对抗的地位,进而变成竞争对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像现在的冯玉祥一样,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依靠赤俄,利用它也为它所利用。因此,很显然,赤俄势力的渗透与冯玉祥第二、第三的出现,将阻止我们的发展。由此可见,张作霖的彻底毁灭和倒台,对我国的满蒙政策是不利的。我认为,张作霖的存在并掌握着北满权力,对我们的满洲政策,尤其是对我们的北满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张作霖的援助,应当达到不顾总体损害,比如说不顾招致全中国愤恨的地步。在援张的措施中,除了会招致这种全面愤恨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简言之,我确信,为了帝国,花大力气维持张的生存,同时避免招致全面的损害,是明智的。”

  宇垣的话,把必须援助张作霖的理由,阐述得再清楚不过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两个:一是要防止东北的“赤化”和“赤俄”势力的渗透;二是为了确保日本向“北满”的扩张。宇垣考虑的,已不仅仅是维护日本在“南满”的利益了,而是如何更迅速地向“北满”扩张。老谋深算的宇垣还考虑到,既要援助张作霖击败郭松龄,又要注意不引起中国人民和其他实力派的愤恨,故日本必须选择适当的援张方式。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在郭松龄攻占连山以前,日本政府的处置仍然比较谨慎,并没有完全接受关东军的请求。12月4日,日本内阁开会时仍强调:鉴于日本在北京以及在长江地区有巨大的利益,日本的政策决断必须审视整个中国的形势,在目前的争执中,绝对中立是惟一可行的做法。

  可是,当郭松龄在连山击败奉军,并占领锦州之后,日本的态度立即迅速地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奉军溃败,奉天危在旦夕,张作霖惊慌失措,一再向日本求救;另一方面,关东军及日本驻奉天的领事官员们,也为张作霖有可能垮台而担忧,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帮助张作霖。

  就在张作霖束手无策、准备逃跑之际,关东军司令官白川派参谋长斋藤偕同三浦中佐到达奉天,邀请张作霖到满铁附属地的一个旅馆见面。张作霖一到,斋藤就对他说:“现在郭军已占领锦州,先锋队即日可达新民,形势紧迫,不知阁下有何困难?如需要关东军帮助的话,请不要客气,关东军愿为阁下提供一切方便。”这番话对张作霖来说,真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他忙答道:“目前省城空虚,虽电告吉、黑两省驰援,但远水不解近渴,万一郭军逼近奉天,我想去旅顺暂避,望关东军能予协助。”对张作霖的请求,斋藤一口答应。他说:“阁下要去旅顺暂住,我们甚是欢迎。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保护阁下的安全。不过,我看阁下不要紧张,必要时关东军可以派兵阻击,郭军就是插上翅膀,料他也不敢越过南满铁路线。在任何情况下,关东军都会确保阁下和奉天城安然无恙。”一听这话,张作霖安心多了,连声说:“谢谢!谢谢!”谈到这里,斋藤从三浦手中取过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把它交给张作霖,并说:“阁下如同意以上做法,请考虑关东军方面的几项要求。”张作霖接过文件后一看,日本人在上面一共写有四条要求:

  一、日本在东三省及东蒙,均享有商租权;

  二、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让于日本;

  三、延长吉敦铁路,并与朝鲜境内铁路接轨,实行联运;

  四、洮昌道所属各县,允准日本开设领事馆。文件最后写道:“以上四项,另由中、日外交机构共同协商决定。”张作霖当时正处于火烧眉毛之际,求援心切,故对上述几条要求并没有认真考虑,便一口答应下来。

  待张作霖回到帅府,把情况告诉王永江之后,王永江感到十分惊愕。他对张作霖说:日本人在向我要商租权、行政权和杂租权呢,承认了这些,就等于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一听这话,张作霖也有点后悔了,跺着脚说:“他妈的,日本人没有好下水,我他妈的全受骗了!”可是,骂归骂,但他急需日本人的帮助,只能饮鸩止渴了。只是在郭松龄事件之后,日本人要求兑现这些要求时,张作霖采取了耍赖的办法,声称当时他个人虽答应过这些要求,但议会反对,他也无可奈何,等等。不过,他这样做使日本人感到受了耍弄,咒骂他口是心非,说话不算数,等等。

  日本人见张作霖答应得干脆,自然乐意帮助他。在秘密会面后,关东军即开始向奉天省城和南满铁路沿线等要地集结,并将日军司令部移向奉天。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还致电东京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重申:为实现日本的目标,必须显示武力,但现有的军队不够,需要援助。

  连山失败后,东京当局也开始感到形势严重,必须采取新的措施。12月7日,外务大臣币原与陆军大臣宇垣经过磋商,决定授权关东军采取第一个积极行动,即由关东军司令部分别向郭松龄和张作霖发出警告:在他们双方可能作战的地区,必须尊重日本的权益。警告说:“一旦战争或动乱的局势发展到铁路附属地以内或其附近地区,考虑到损害或严重威胁日本这些重大权益,日本军队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履行其职责。”12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上述决定。

  警告表面上是同时向作战的双方发出的,体现了日本的所谓“中立”态度,但实际上只对张作霖有好处,对郭松龄却十分不利。因为奉天城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带以东,日本的警告不允许郭军越过上述地区,实际上也就使郭军无法进攻奉天。如果郭军硬要攻打奉天,就势必与日军作战。

  张作霖接到警告后,就像打了一剂强心针,立即重新振作起来,全力调集包括吉、黑两省军队在内的所有奉军,准备在新民以东的巨流河一带与郭军决一死战。

  相反,这一警告则使郭军企图攻占奉天,迅速取得胜利的希望变得渺茫,郭松龄开始为此感到不安。12月10日,白川再次派浦澄江中佐到锦州会见郭松龄,向他递交警告书。在会谈中,郭松龄试图以允诺保护日本利益,并坚决否认自己与共产主义和“赤化”有任何关联,来说服日本人,但浦澄江却不为所动。郭松龄还想弄清日本关东军在警告中所说的“铁路附属地以内或其附近地区”的明确界线。他质问浦澄江:“究竟哪里许可作战哪里不许可,日本的防卫区究竟从哪儿开始到哪儿为止,希望能作出具体说明。”不料,浦澄江的态度十分蛮横强硬,根本不愿作出解释,只是说:郭松龄的军队对东三省的地理是很熟悉的,应当知道,哪个地区有日本的权益。双方话不投机,会面再次不欢而散。会面结束,浦澄江临走时还再一次向郭松龄威胁说:“我希望您知道,我们帝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对付您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充分准备。”

  此后,郭军的行动便处处受到日军的掣肘。12月12日,郭松龄曾向营口派出一支部队,企图首先占领营口,然后再从营口北上,进攻奉天。当时营口只有几百名奉军守卫,实际上是一座空城。但是,当郭军到达营口附近时,日军指挥官却出来进行干涉,不准郭军进驻营口,并对郭军进行恐吓说:“你们不要以为此间只有奉军鲍英才一个营,我们日本在南满有两个师团,在朝鲜有两个师团,随时都能开到。”由于日本的干涉,郭军被迫离开营口,并放弃了从营口向奉天进攻的计划。

  为了有效控制东北局势,日本内阁和军部还决定向东北派援军。大约在12月中旬,一支约3000多人的日军,分别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开到南满。日本政府公开宣布的理由是,这是为了替换上个月调回国内的日军。实际上,谁都知道,增派这批军队完全是针对郭松龄的。

  日本所采取的援张压郭的种种措施,大大地鼓舞了张作霖和奉军的士气,从而使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于郭松龄,并最终对巨流河的决战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日军下决心守卫南满铁路,奉天城的安全有了保障,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遂命令奉天附近的军队倾巢出动,与从黑龙江、吉林赶来的军队一起,在奉天西北的巨流河一带严密布防,抵挡郭军。张作霖将奉军分编成第三、第五、第六军团,分别由张学良、张作相和吴俊升担任军团长,指挥作战。三个军团共约6万人。总兵力与郭军相比,并不占优势,整体战斗力也不如郭军,但是在后勤供给、军队士气等方面,却大大超过郭军。由于锦州至新民的铁路和给水设备被奉军破坏,火车不通,郭军的大部队只能靠徒步行军,官兵十分疲劳,给养也因无法运送而得不到保证。时值隆冬,多数郭军官兵甚至连棉衣都没能穿上,其他物资就更缺乏了。奉军则完全不同。巨流河离奉天城很近,在日本的帮助下,部队和物资都可以用火车运输,故官兵不但以逸待劳,且物资供应丰富,棉衣、皮衣、面包、罐头、香烟等,应有尽有,不愁吃不愁穿。此外,张作霖还派张景惠以“宣抚使”的名义,到前线慰问各部官兵,宣布所有参战官佐每人晋升一级,所有士兵每人发两个月的“恩饷”,而且全是现大洋。重赏之下,奉军的战斗力大有提高。反观郭军,除冻饿外,又受到张氏父子的宣传影响,士气日趋低落。郭军官兵本是张氏父子的部下,且大多数只是因服从命令而被迫攻打奉军的,郭松龄对广大官兵又未作过什么思想政治动员,故他们对为什么要倒戈并不理解。张氏父子又拼命进行宣传,并提出“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的口号,致使许多郭军官兵不肯认真打仗。尽管郭军原是奉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可在这样的形势下决战,胜负局势已是必然的了。

  12月20日左右,除第五军魏益三部留守山海关一带外,郭军四个军,全部进抵巨流河一线,并攻占了新民。次日,郭军开始向奉军发起攻击,但由于奉军的顽强抵抗,郭军毫无进展。一部分日本顾问亲自上阵,帮助奉军制定作战方案,并参与各部的指挥,另有十几名日本军人组成一支配备重炮的炮兵部队,在化名“黄慕将军”的荒木五郎的指挥下,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郭军,使郭军遭受重大伤亡。

  12月23日凌晨,奉军开始全线反击。在日军顾问永重夫中佐的参与指挥下,黑龙江省吴俊升部骑兵王永清团乘夜绕到郭军背后的白旗堡车站,袭击郭军的弹药、粮秣车,顿时,车站内外火光一片,爆炸声不绝于耳。郭军见后路被抄,十分恐慌,开始全线溃败。郭松龄曾试图阻止官兵退却,却未成功。12月24日凌晨,郭松龄见大势已去,决定自率卫队200多人,带着夫人韩淑秀等逃往营口,准备从营口乘船到山海关,重整旗鼓。临走时,他曾将部下召集开一短会,宣布自己决定下野,嘱大家今后要听张学良军团长的命令。开完会,他就走了,从此不再过问军中之事。

  郭松龄走后,早就不想打仗的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立即下令各军停止战斗。接着,邹作华便给张作霖打了一份电报,称:“盛京上将军钧鉴:茂宸今晨逃亡。已令各军停止攻击,集中新民,听候解决。”与此同时,邹作华又给在前线指挥奉军作战的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报告说:“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

  邹作华下令郭军停战后,只有少数官兵仍在抵抗,绝大部分郭军官兵均向奉军投降,12月24日晨战斗基本结束,奉军反败为胜,郭军除在山海关的第五军外,或降或逃,彻底瓦解。第五军魏益三部后来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完全脱离了奉系。

  12月24日晨,郭松龄夫妇逃离新民时,因为郭妻韩淑秀等不会骑马,只好乘坐民间大车。奉军得知郭松龄夫妇逃跑后,王永清骑兵团立即派人追击。由于大车速度很慢,故骑兵很快就追上了他们。郭松龄夫妇见追兵越来越近,不得不下车躲入距新民西南几十里路的小苏家屯村中农民菜窖之中。王永清追进村中后进行搜寻,农民在枪口威逼下,供出了他们的藏匿处,郭松龄夫妇遂被俘。

  张作霖得知郭松龄夫妇被俘后,立即派卫队团团长高金山前来,让他将郭松龄夫妇押解到奉天。当时,张作霖十分得意地对左右说:“老天有眼,总算把郭鬼子捉住了。把他押回来,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要反对我。”不料,高金山在押解途中将郭松龄夫妇枪毙了。据说,这是杨宇霆假借张作霖的命令,要高金山这样干的。张作霖得知后很感扫兴,曾追问杨宇霆为什么要这样做。杨宇霆狡辩说:“郭松龄造反,骨子里很复杂,牵扯的人很多,大帅您老人家问完了很难办。再则,解省途中,万一发生枝节,被日本人劫持,或者遇到郭的叛军把他抢走,都有可能,到那时悔之晚矣。三则郭松龄一死,他的心腹部下就死心蹋地了,对于我们收编郭军也可快一点。”其实,杨宇霆是心怀鬼胎。他最恨郭松龄,必欲置郭于死地,但他知道郭松龄与张学良的私交极深,惟恐张学良救郭,故先下手为强。杨宇霆事后曾直言不讳地对人说:“汉卿和郭松龄那么要好,那么信任,到时一拖延,郭也许死不了,那可就要我姓杨的性命了。”但张作霖不知杨宇霆的真正心思,认为他说得有理,便不再追究。

  事实上,张学良当时确有救郭松龄夫妇之心。他在兴隆店的火车上听说郭松龄夫妇被俘后,也怕他们遭毒手,便连忙让秘书处处长拟电稿,令部下将郭松龄押送到他自己的司令部来,然后将他们释放。张学良曾对刘处长说:“郭松龄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要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但是,张学良的电报还未发出,郭松龄夫妇就遇害了。

  郭氏夫妇被杀后,尸体被运至沈阳,放在小河沿示众。张作霖、杨宇霆还命人将郭氏夫妇的“罪行”和尸体照片,印成文件发给奉军各部传阅。据说,文件送到张学良手中时,张学良十分悲痛,忿忿然地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心中对杨宇霆公报私仇的做法十分愤慨。张学良后来杀杨宇霆,与此事不无关系。

  第十二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六)

  别出心裁的“善后”

  从11月23日开始,到12月24日为止,历时一个月的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最终以郭松龄的完全失败而告结束。

  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首先,是由于日本的干涉。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采取骑墙观望态度,但在郭松龄取得连山大胜之后,日本因担心张作霖的倒台使它的侵略利益受到损害,终于站到张作霖一边,从而使力量对比的天平开始向张作霖一边倾斜。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曾分析说:“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其次,郭松龄倒戈前建立的郭、冯、李三角同盟很快就因利益冲突而瓦解。郭松龄和冯玉祥事先虽然签订了秘密协议,但郭松龄举事后,冯玉祥的国民军不但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未给郭松龄以任何实际援助,而且还违反约定,乘机夺取李景林的地盘。李景林反张本来就不坚决,他之所以参加“三角同盟”,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避免为冯、郭所吞并。郭松龄举事后,国民军仍要夺他的保定、大名地盘,使他十分恼火。再加上李景林的父母均在奉天城,他们在张作霖的指使下,对李景林做了工作,李景林遂改变态度,由反奉变为拥张。他不但释放了被郭松龄扣押、由他负责看管的20多名奉军军官,而且以武力威胁郭军后方,郭松龄被迫分兵把守山海关。盟友在背后插刀,郭军变成了孤军奋战,最终败亡。

  此外,主观上的原因更为复杂。

  第一,郭松龄举兵倒戈,不管其动机如何,就其实质而言,无疑是一次军事投机。尽管许多人都认为,郭松龄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是为了反对军阀专制而毅然举义的,但从他发难的整个过程来看,郭松龄的政治主张是含糊不清的。与其说是要反对军阀政治,不如说他只是对张作霖、杨宇霆的排挤压迫的一种反抗。他采取的反父不反子和“清君侧”的做法,尽管也可看成是一种策略手段,但它毕竟反映出郭松龄的矛头所指并非整个军阀专制制度。即便郭松龄的倒戈带有某种进步性质,这也只是停留在郭松龄和少数亲信的脑子里,绝大多数郭军官兵根本不明白。郭松龄并没有作政治动员,使官兵们了解举事的政治意义,相反,他是一方面假借张学良的名义,一方面靠军队纪律,连骗带压,驱使大多数官兵走上战场。此外,郭松龄起事匆促,未作周密细致的准备;企图利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突然袭击,侥幸取胜,这些也都反映了倒戈的军事投机性质。一旦他所能暂时利用的有利条件丧失,迅速崩溃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举事以后,郭松龄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这也是导致他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滦县举事之初杀姜登选,其心胸狭隘使郭军许多官兵产生自危感。郭军占领锦州之后,郭松龄又下令休整数日,没有乘胜前进,实际上贻误了战机,是军事上的一大失策。此外,在占领锦州前后,原属奉系的热河都督阚朝玺及汤玉麟、于琛徵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对奉张发生动摇,愿同郭松龄建立联系。阚朝玺还派他的参谋长邱天培来到郭军中,与郭松龄接洽,并提出了阚的条件。但郭松龄对此事的处理却极不慎重,未能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实际上是将其拒之门外,丧失了一个分化奉系的好机会。结果,阚朝玺等人巴结不成,最终仍站到了张作霖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