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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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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28)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在处理对日关系上,郭松龄也显得失策。开始,郭松龄对日本要人的谈话产生误解,以为日本政府会支持自己的行动,故对日本抱有幻想。后来,日本政府采取援张反郭的政策,郭松龄的幻想破灭,却又找不到应对之策,只能听之任之,十分被动。当关东军司令官白川派浦澄江向郭军发出警告时,郭松龄未能站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的高度上予以反驳,只是在如何解释不平等条约,如何理解满铁附属地的确切界限上,与日方讨价还价。郭军进军营口为日军所阻,郭松龄也未采取积极措施,实际上予以默认。态度如此软弱,更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郭松龄自身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郭松龄虽然能打硬仗,但当军事发展到政治、外交和军事相互交错的时候,他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反映出他缺乏运筹帷幄和利用敌方内部矛盾的机谋。在个人气质上,他的个性太强,遇事容易冲动,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的陆军大学同学徐永昌,甚至说他的“脑筋根本有问题”。

  正因为存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郭松龄倒戈的失败,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经过这次内部动乱,奉系集团元气大伤。此后,奉系集团虽然卷土重来,并再次控制了北京政权,但实际上已十分虚弱。

  在平定这次内乱之后,张作霖采取了不少别出心裁的“善后”措施,从而使奉系集团暂时躲过了立即垮台的命运。

  巨流河决战之后,郭军大批官兵或投降或被俘。这些官兵原来都是张氏父子的部下,后来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毕竟都是跟着郭松龄背叛了张氏父子和奉系集团。郭松龄失败之后,如何处置这批官兵,事关奉系集团的稳定。当时,在奉系高层人士中,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以吴俊升为代表的一派意见,主张对他们严惩,至少要杀掉几个。而以张作相、张学良为代表的一派,则要求宽容他们,不予追究。张学良是这些反叛官兵的顶头上司,他连郭松龄都不主张杀,对其他人自然更要保护了。但他因郭松龄事件深受牵连,受到父亲的严厉斥责,处境比较困难,发言分量大大减轻。张作相则不同,他是张作霖的老伙伴,说话颇有分量。

  郭松龄未被打败之前,吴俊升等人就要求张作霖严惩参与“叛乱”者,甚至提出,对那些仍住在奉天的“叛乱”官兵家属,也要严厉处置。张作相坚决反对,他对张作霖说:“郭松龄反奉,利用的都是汉卿的军队,也是你老的军队,都是家乡子弟,不能处理一大片,结下子孙仇。”张作霖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也表示同意,并立即派人分头给郭军官兵的家属送米、送面,进行抚慰。这对瓦解郭军士气起了不小的作用。

  郭军彻底失败后,许多被俘官兵开始人心惶惶,担心会受到严惩。直到张作相亲自接见他们,对他们进行一番安慰之后,大家才安下心来。张作相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多年袍泽、乡亲,在这次战乱中,兵戎相见,这是东北的不幸,也是每个人所痛心的。如今郭松龄已逃走,一切过错都应由他负责。他临行时,既然嘱咐大家听张军团长命令,这就是愿意我们再行团结。因此人人应本着这个意见,释去嫌疑。在战斗中,死去的袍泽已无法挽救,活着的官兵由我负责,保护大家安全。明天张军团长即可到来,你们要听他的话。我去奉天向老将请求宽恕。有我一息尚存,就不致再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我自问同大家是有好感情的,请大家信赖我,听我的好音。”

  张作相说话算数,回到奉天以后,他果然向张作霖提出,郭松龄既死,其他人员一律免究。他说:“这是奉军内部自家的事,就当作一次演习吧!郭松龄已死了,别追究了,保留元气吧。”但是,吴俊升等人仍不赞成张作相的意见,强烈要求张作霖惩办参与反叛的主要军官,他们一再说:“总得杀几个,太宽容了不行。”张作相与之辩论,仍不能说服他们。最后,他竟声泪俱下地说:“那就先杀了我,免得再发生惨剧。”吴俊升等人顿时语塞,气氛也渐趋缓和。张作霖终于明确表态,说:“那就让小六子看着办吧!”张作相听了,还不放心。他怕张作霖再变卦,便要求张作霖当场给张学良挂电话,亲口告之对郭部官兵一律免于追究的决定。张作霖打完电话,张作相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此后,郭军的被俘军官不但全被赦免,许多人仍继续受到重用。这对巩固奉军内部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接着,张作霖在奉天举行盛宴,庆祝胜利。宴会进行中,几个参谋人员突然抬来一只箱子。参谋当众向张作霖报告说:这是从郭鬼子的司令部里缴获的。里面装有许多密信,都是奉天城里的人写给郭鬼子的。在场的许多官绅一听这话,都惊呆了。因为郭松龄举事之后,奉天城里不少官员为保自己的官位和身家性命,暗中都给郭松龄写过信。如今,这些信落到张作霖手中,若被扣上“私通叛贼”的罪名,他们的脑袋也就难保了,一个个吓得半死。不料,张作霖听完报告后,却非常豁然地说:“只是郭鬼子这一个坏蛋造反,与别人何干?他既死,事已了,其余一概不究。今天是庆贺宴会,我要和大家一起共庆,快把这些信都拿出去烧了。大家尽管多吃多喝,以后再也不要议论这些败兴事了。”此话一出,那些心中有愧的人才定下心来,内心里暗暗感激张作霖的宽宏。张作霖这一套,显然是照搬了《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做法。除郭松龄夫妇外,奉系“未戮一人”,不搞株连,保持了奉系集团的稳定。张作霖深知,此次内乱已使他在东北的统治地位受到动摇,如不采取措施,收买人心,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不搞株连外,张作霖还演了一场“斩子让贤”的戏。

  1925年12月29日,即击败了郭松龄5天之后,张作霖在大帅府召开东三省善后会议。会议一开始,张作霖就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但我是来向大家作交代的。”说完,他把一份电报稿交给袁金铠,又说:“四哥,你先把通电念一下,这通电明天就发表。”与会者皆不知通电内容,便竖起耳朵。袁金铠朗声道:“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当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岷源(王永江的字),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的字),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东北大局……”

  原来,在郭松龄倒戈占领锦州之后,张作霖曾“下诏罪己”,并说过战争结束后,自己将引咎告退,还政于民。现在,战争真的结束了,尽管他根本不打算下台,却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拟了这份电报稿,以示自己准备兑现诺言的诚意。

  袁金铠还未将电稿念完,吴俊升就跳起来打断袁的话,冲着张作霖说:“唔,唔,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就一块撂挑子吧!”接着,王永江也站起来说:“永江代理一省政务,尚不称职,何况三省。惟有大帅在,我方能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在,吴督军不肯负责军务,我又不能胜任政务,东北大局就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将有负于国家、人民倚托之重。”第三个站起来发言的则是杨宇霆,他说:“苏、皖挫败,牵动全局,终于招致叛乱,宇霆实为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许我戴罪立功。现在,李景林已退出天津,冯玉祥正挥师东下,形势岌岌可危。为此,只有尽速收编郭军残部,扼守辽西要塞,然后再派劲旅入关,策应齐鲁联军,占领京津,以安北方大局,方为上策。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决不是大帅颐养天年之时。”

  吴俊升、王永江、杨宇霆一开了头,其他人也都纷纷表态。这个说,“大帅不能引退”;那个说,“平定叛乱,全托大帅洪福”,等等。总之,与会者没有一个人赞成张作霖引退。

  张作霖要的就是这种气氛,见火候已到,便顺势下台阶。他站起身来,用手往下一压,让会场静下来后,说道:“照大家的意思,我还得干下去?既然如此,那我就再干一把。将来如有能人出来主持大局,我一定让贤!”他的话音尚未落地,会场上立即响起了掌声。

  待大家鼓过掌,他又说道:“不过,既然让我继续干,大家得听我的。”“我们都听大帅的!”与会者齐声答道。“那好。”说到这,张作霖突然脸色一变,厉声喊道:“执法处长常荫槐来没来?”常荫槐一听张作霖叫他,赶快站起身来回答:“到!”张作霖接着又大声喊道:“常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要自己枪毙他。你要是让他跑了,哼,哼,那就提脑袋来见!”

  “是!”常荫槐答应了一声,转身刚要走,就被吴俊升拦住了,并说道:“唔,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他的话还未说完,张作霖便怒气冲冲地对他喝道:“你还有什么说的?”吴俊升并不睬他:“唔,要说过去没有汉卿还将就,现在要是没有他,我看一天也不行。”“胡说!”张作霖一边说,还一边跺脚。可吴俊升知道,张作霖此时的发火生气,都是硬装出来的,所以根本不怕。他不但继续说下去,而且用的是“质问”的口气:“唔,你先别横,听我说完了,你再横也不晚。我问你:郭鬼子那些散兵,谁敢去招抚?我是不敢,你大帅也不行,非得张军长去才行。他往那儿一站一摆手,散兵就都回来了。再说,魏益三那小子还带着2万兵,霸着山海关呢。他要是和冯玉祥合兵一处,不比郭鬼子力量还大几倍?要是打过来,奉天能顶住吗?还不得张军长去顶,他胸脯一挺,天津、北京才又是咱们的。到那时,我才敢保你坐北京。”

  张作霖觉得戏还没到收场的时候,故又吼道:“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就上了郭鬼子的贼船嘛。什么讲武堂、教导队,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这帮杂种算狗屁!‘天下好’王永清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打得懵头转向了。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瞧不起于兰波。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一秉大公,李景林、张启坤、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是吴子玉的外甥,谁不知道我和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奉天来,扛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了他2000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得要命。后来,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与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叫他学李世民,清君侧。要没有小六子,郭鬼子能兴起风,作起浪吗?今天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你!”

  杨宇霆十分机灵,见张作霖已说的差不多了,便站起来劝道:“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他统帅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鬼子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怪罪张军长一个人。”接着,王永江也站起来说:“近来大帅操劳过度,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我建议马上休会。”他刚说完,张作相、吴俊升二人就跑了过来,不由分说,一左一右地架着张作霖退席了。张作霖边走还边喊:“张学良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让贤斩子”的戏就这样收场。张作霖不愧是个“好演员”,真可谓演得有声有色。他的用心也十分清楚,就是要通过这场戏扬老派、抑新派,并表明自己是“一秉大公”的,借以收买人心,巩固奉系内部团结,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承认,张作霖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穷途末路

  以笔杆子倒戈

  平定了郭松龄倒戈之后,张作霖迎来了新的一年-1926年。奉天城的新春喜庆气氛如往年一样热闹,侥幸躲过一劫的张作霖自以为一生福星高照,总能逢凶化吉,乐呵呵地接受众官绅们的庆贺。他哪里知道,眼前的一切对他个人而言只是一种回光返照。

  在郭松龄举兵倒戈时,张作霖曾一度悲观失望,思想上灰得不能再灰了。借助日本人的帮助,击败了郭松龄之后,张作霖通过一些有效的“善后”措施,保住了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又神气了起来。郭松龄的倒戈,使奉系集团的许多潜在问题暴露无遗。张作霖本应当趁此机会好好反省,吸取教训,像他在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承认连年内战导致了生灵涂炭、劳民伤财,今后当“修明内政,不勤远略,以期与民休息”,放弃内战政策。可是,张作霖的军阀本性依旧,安分不下来,他那难以抑制的政治野心又重新膨胀起来,矛头直指冯玉祥的国民军。

  对冯玉祥和国民军,张作霖真可谓恨之入骨。一则,冯玉祥与张作霖最头痛的“赤俄”拉上了关系,又同南方的“赤党”眉来眼去,要在中国搞“赤化”;二则,冯玉祥策动和勾结郭松龄“造反”,将他这位张大帅搞得好生狼狈;三则,国民军又乘郭松龄倒戈,奉系被搅得天翻地覆之机,夺走了奉系在京、津地区的热河、直隶等省的地盘。总之,新仇加旧恨,使张作霖必欲除之而后快。国民军呆在华北一天,张作霖就一天也不能安生。

  张作霖使出的仍然是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老对头吴佩孚,夹攻冯玉祥。想当初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还是因为冯玉祥倒戈,张作霖才将直军打得大败,吴佩孚几乎只身脱逃。1925年秋,吴佩孚在孙传芳等人的鼓动下,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他要讨的“贼”,起初指的就是张作霖。不过,吴佩孚的名声虽大,实际上手下的兵将却不多,因而对张作霖威胁不大。倒是孙传芳、冯玉祥和郭松龄等人把张作霖狠狠地打了一下。

  时过境迁,这对曾结下血海深仇的仇敌,却在1926年初化敌为友,并且互换兰谱,变成了所谓的“异姓兄弟”。

  促使张作霖与吴佩孚捐弃前嫌、重归于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冯玉祥及国民军的崛起,二是南方革命势力的壮大。

  打击冯玉祥的国民军,是两人不约而同的契合点。吴佩孚当然不会忘记,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张作霖打得一败涂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冯玉祥在战场“倒戈”,背叛了他。因此,只要一想到冯玉祥,他就寝食不安。只是因为他被张作霖打败之后,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对冯玉祥进行报复。尽管如此,吴佩孚并不死心。随着形势的变化,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利害冲突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军阀之间的重新组合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在对待冯玉祥及国民军的问题上,张作霖与吴佩孚又有了共同语言。如同1920年,他们联合对付段祺瑞一样,现在,张作霖、吴佩孚也都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对付冯玉祥了。

  促使张作霖、吴佩孚重新携手的另一个因素,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南方革命势力的迅速壮大。到1925年底、1926年初,以广东为基地的南方革命军不但成为一支劲旅,而且很快将进行拟议中的北伐。盘踞两湖的吴佩孚首当其冲。张作霖虽然暂时还不会直接面对南方的革命军,但也感觉到了威胁的存在。因此,共同对付南方革命势力,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就成了张作霖和吴佩孚重新联合起来的又一重要基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反赤”。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张作霖和吴佩孚这对冤家对头,一变而成了盟友。

  事实上,吴佩孚刚打起“讨贼”,亦即“讨张”的旗号不久,张、吴之间就开始暗送秋波。在这方面,张作霖采取了主动。他一边让张宗昌在山东放风,大谈山东奉系“愿意服从玉帅指挥”,向被称为玉帅的吴佩孚示好,一边派代表拜访吴佩孚,对他说,直奉战争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只有直奉联合起来,才能“天下无敌”;并向吴佩孚提出合作条件,即奉军出关,释放曹锟,拥直系元老王士珍为总统,等等。吴佩孚“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爽快地向张作霖的代表表示:“过去的事情,不用谈谁是谁非了,今后只有合作才能救国。”初步沟通以后,张作霖和吴佩孚就开始相互致电问候。当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处境艰难之时,吴佩孚曾在电报中说:“以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倒戈,你也是痛心,我愿意帮助你。”同病相怜之情,跃然纸上。郭松龄倒戈一失败,吴佩孚亦正式宣布结束“讨奉”战争。

  从1926年初开始,张作霖与吴佩孚的联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1月间,张作霖派张景惠专程到汉口拜访吴佩孚,并同吴佩孚的代表张志潭会谈。与此同时,吴佩孚也派吴天民、杜孝穆等人到奉天拜访张作霖。双方初步商讨了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的计划。

  双方一边协商,一边付诸行动。张作霖首先派兵攻打已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驻山海关的郭松龄残部。该部在奉系攻击下,由魏益三率领,从山海关撤退至京津地区。1月19日,奉军即重新占领山海关和九门口,控制了进关的大门。与此同时,张作霖又命令由李景林、张宗昌所部改称的直鲁联军,从山东向直隶的国民军进攻。就在奉系攻占山海关的同一天,吴佩孚也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直系军队分两路进攻河南的国民军,其中一路由湖北北上河南,一路与直鲁联军会合,从山东进军豫东。至2、3月间,吴佩孚的直军即先后占领了郑州、开封,并继续北上,迫近石家庄。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也突破马厂国民军的防线,逼近天津。国民军节节退却,逐渐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冯玉祥为缓和张作霖、吴佩孚的进攻,通电宣布下野,将所部国民军改称西北军,交张之江指挥,他自己则暂时避往蒙古、苏联。

  正当张作霖准备挥师入关,大干一场时,奉系集团内部又起了大波浪。代理奉天省省长职务、被称为奉系后方大总管的王永江,突然辞职不干了。如同前一年的郭松龄倒戈一样,此事也给了张作霖一个沉重打击。难怪张作霖后来抱怨说:“郭松龄以枪杆子倒戈,王永江则以笔杆子倒戈。”事情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王永江撂挑子并不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是在政见上与张作霖分歧太大。素有“理财能手”之称的王永江呕心沥血整顿奉天财政,仍难以满足奉系集团日益膨胀的巨大军费开支。以1925年为例,奉省的财政总收入约为2300万元,而军费总开支却高达5100万元,仅东三省兵工厂一年的费用,即需2300万元。为了填补这一空缺,王永江绞尽脑汁,一方面加征赋税,一方面则被迫滥发纸币――奉票。这又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但造成百业凋敝,而且导致金融紊乱。结果,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东三省的老百姓深受其苦。王永江为巨额赤字急得一度“左目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