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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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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29)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1        返回列表
王永江多次力谏张作霖,尽可能不要卷入关内事务、以战争去扩张地盘。他说:“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我们修明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就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王永江知道杨宇霆是个主战派,且对张作霖的影响很大,故又写信给杨宇霆说:“现在潮流新起,日重文化。此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以腾笑别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于一嗤,不足于称豪于一时,反足以贻害国家而已。”恳切希望杨宇霆能影响张作霖改弦更张,“发展民治,缩小军备,导中国裁兵统一之先声,固三省长治久安之大计”。

  但张作霖从未满足于做一个“东北王”,不管王永江怎样地苦口婆心,张作霖都不肯放弃对关内事务的卷入。有时候,为了抚慰一下王永江,尤其是在他处境困难需要王永江支持时,在表面上他也会答应采纳王永江的意见,但那纯属口是心非的敷衍之举。一转脸,他就会将自己的允诺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把戏,在郭松龄倒戈事件发生前后,张作霖又耍弄了一次,结果导致王永江负气以笔杆子倒戈。

  “当郭松龄举兵进军奉天时,张作霖为了争取王永江等一批奉天文官的支持,维护他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曾明确许诺,今后一定要缩减军队,厉行节约,开发边疆,整顿财政,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三省经济方面来。王永江也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张作霖,出谋划策,帮助他渡过了难关。郭松龄被击败后,张作霖也一度表现出诚心履行允诺”的姿态,让王永江等人提出改革的方案。王永江以为张作霖真的接受了以前的教训,便认真地提出:首先必须缩减军事开支,将东三省兵工厂每年高达2300万元的支出压缩到它的十分之四,将奉军正规军现有的十几个师缩减到三四个师。王永江还建议:由张作霖个人特支的每年高达1000万元的费用,应全部取消。如果实现这样的方案,奉天的财政状况将大为好转,但奉军也将因此丧失入关发动进攻战的能力,只能在东三省进行防御。这也正是王永江想达到的目的,正如他在该方案中所说:“从现在起,我们要抛弃那种过分依赖武器的旧观念,必须努力维护东三省的安全并使工业复苏,以此来设法改善连年战争所造成的贫困,此后不问与我们无关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事务。”

  军队本是包括张作霖在内的所有军阀的命根子,是军阀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依靠军队向关内扩张,更是张作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宿愿。因此,王永江苦心孤诣拟定的方案,再次被张作霖束之高阁。

  发觉又一次受骗上当,王永江再也无法忍受了。1926年2月19日,即在奉军重新占领山海关之后一个月,王永江以养病为名,离职回到金州老家。像郭松龄一样,王永江想以此举迫使张作霖改弦更张,只是他所采取的方式与郭松龄不同。

  王永江理财能力堪称一绝,张作霖少不了这条臂膀。他派人到金州劝慰王永江,恭请王永江及早回任,但却没有对王永江提出的改革方案作任何表示。王永江见张作霖不肯回心转意,心灰意懒,决定辞职。3月2日,他派自己的儿子到奉天面见张作霖,转交自己的“辞呈”。王永江在“辞呈”中首先回顾说:“窃永江从将军治奉,将十年于兹矣。初本期举实业、教育、吏治、交通、屯垦诸大端,逐渐发展,兼经营东蒙,以为利用厚生根本之图。”接着,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张作霖一再挑起战端,“知进不知退”,“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将自投入荆棘之中,而纳人民于水火之内也”。最后,他进一步谈及辞职的原因,写道:“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改,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在如此形势之下,即使“永江在职,不过等于脑满肠肥之一大官而已,无益于桑梓人民,并无裨于将军也”。“如其进而违心求合,不如退而息影蓬门,倘将来时局变换,有可以实修内政之时,苟余年未尽,尚可勉效驰驱,今非其时,务请开去本兼各职,另简贤能。”

  张作霖看到辞呈后,即复电挽留,但仍闭口不谈王永江所提的批评。王永江见张作霖毫无悔改之意,又于3月5日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辞职理由,并再次希望张作霖改弦更张。他写道:“永江前请辞职,非畏时局之难,亦别无难言之隐。惟前鉴所谓实事:交通、屯垦、教育、吏治诸大端,皆非财政莫举,而财政尤非金融稳固莫办。今日关于军事之繁费,皆不论有无,随便向官银号支取,是以金融紊滥,财政亦无从整理。”“若将军能幡然变计,以兵足自卫为度,而将兵工厂缩小一半,改营生产事业,汰粮秣厂之冗费,去骈枝之机关,节用以养民,停发钞票以救金融,均度支以兴庶,永江虽竭驽钝,死而后已,其又何辞!否则,永江不忍视将军之投入荆棘,人民之陷于水火,惟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可见,王永江并非真想辞职,如果张作霖采纳他的意见,他是愿意返任,为奉系效力的。

  但是,王永江的要求是张作霖决不能答应的。他后来虽然又派张学良、吴俊升和东北官银号总办彭贤专程到金州劝驾,想给足王永江面子,可王永江仍不愿从命。

  对张作霖来说,王永江的辞职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它表明,他和奉系集团的路已快走到尽头了。就连王永江这样的能人,都已感觉到技穷力竭,谁还能有什么回天之术呢?

  王永江辞职后,张作霖曾先后任命莫德惠和刘尚波代理奉天省长。他们的才能远不及王永江,在财政上自然毫无建树。张作霖一意孤行,继续穷兵黩武,而东三省的财政状况则继续恶化,直至最后崩溃。

  “反赤”是条死胡同

  张作霖虽然为王永江的辞职而怏怏不快,可耳边似乎也清静了许多,仍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内战之中。他的下一个目标,首先是要击败国民军,至少要将国民军从京、津地区赶走,然后重新控制北京政权。

  张作霖自成为“东北王”以来,一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除了空谈“救国、救民”外,从未正式宣布过政治主张。张作霖处事待人,只以是否对自己和本集团有利为准则,如果要谈什么“主义”的话,他奉行的就是“封建主义”和“实用主义”。但是,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随着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张作霖渐渐感到,他和奉系集团提不出吸引人的“主义”和“思想”,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此,他也开始谈论起“主义”来,甚至异想天开地要补充“三民主义”,提出一个所谓的“四民主义”,即在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之后,再增加一个“民德主义”。可是,由于人们对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毫无兴趣,他自己也并不重视,故所谓的“四民主义”根本兜售不出去。以后,张作霖自己不再提什么新的“主义”了,但却对三民主义妄加评论,肆意攻击,尤其反对共产主义。他曾对一个日本记者说:“三民主义之范围,极为广泛。研究至于极点,或亦与共产主义相同,抑与共产主义相近,固不可知。惟若三民主义真以国利民福为宗旨,则予亦自赞成。若徒以国利民福为假面具,而实质上仍行共产主义,则予辈固将竭力以声讨排斥也。”像其他封建军阀一样,张作霖利用一般百姓对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不甚了解,将其统统归结为“赤化”,并给所谓的“赤化”加上各种罪名,如“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借以恐吓百姓,蛊惑人心。正是在“反赤”这一口号下,张作霖实现了与吴佩孚的联合,发动了反对国民军的战争,迫使国民军不断地收缩阵地,退到了京津地区。

  张作霖大为振奋,1926年2月24日,又在奉天召开有高级将领与顾问参加的会议,确定派张学良等人率大批奉军入关,并制定了进攻国民军的新作战计划。

  3月中旬,张学良所部奉军和李景林、张宗昌所部直鲁联军,开始在直隶及京津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并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滦州、唐山、天津等地,国民军又被迫退至北京郊外。

  在此期间,仍占据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发现段祺瑞执政府的安福系政客企图暗中勾结张作霖,与奉军里应外合,遂于4月9日派兵包围临时执政府。段祺瑞及安福系政客们被迫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924年秋上台的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国民军全部撤离北京后,段祺瑞一度发表复职通电,并派人与张作霖、吴佩孚联络,寻求给予支持。不料,张作霖、吴佩孚都不屑一顾,段祺瑞自知无趣,只好离京返回天津,再也不提复职一事。从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到5月13日颜惠庆内阁成立,其间一个多月,北京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

  4月间,奉军、直鲁军,还有由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直军,继续威逼国民军。国民军自知难敌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进攻,遂于4月15日完全放弃北京,撤退到北京西北的南口。随后,直、奉两派控制了北京城。

  国民军退出北京之后,直、奉两派一方面继续调兵遣将,协攻南口,另一方面则开始就如何处理北京政局进行协商。

  不论是吴佩孚,还是张作霖,此时都想控制北京政府,维护本集团的利益。故在讨论中,双方因意见分歧,难免又要发生争吵。

  4月25日,代表直系的齐燮元、王怀庆和代表奉系的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在北京举行首次会商。会上,齐燮元将吴佩孚关于解决北京政局的三项意见提了出来:一是护宪,即继续维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的宪法,因为这一宪法是直系当时制定的。二是曹锟下野,以颜惠庆组织摄政内阁。直系深知曹锟因贿选总统名声不佳,后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囚禁了一年多,无法重新执政,不得不割舍。但吴佩孚却坚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的颜内阁重新上台执政,以维护直系的面子和利益。三是由王怀庆任京师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是直系的人,这一条的用意不言自明。

  这三项意见,自然不合奉系心愿,尤其是对护宪、颜内阁两项,奉系更是不满。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奉系就拼命攻击过曹氏宪法和颜内阁,且当时颜内阁还发布过通缉张作霖的命令。不过考虑到两派仍须团结对敌,奉系表示可以继续协商。

  两派未达成一致,吴佩孚却执意要按自己的意见办。他一方面大造舆论,申说“护宪”之必要,一方面电促颜氏组阁,并要求张作霖支持颜氏内阁。张作霖为促直系加速进攻国民军,不得不虚意敷衍。他一方面致电吴佩孚,表示:“对于政治、法律问题,悉请吾兄主持,放手去办。”另一方面又提出“政治公开”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批评吴佩孚“一人包办”的做法。张作霖还提出,他愿同吴佩孚会晤,进行磋商。

  吴佩孚见张作霖并未强烈反对,遂于5月中旬宣布颜惠庆内阁复职,在表面上暂时结束了北京的无政府状态。不过,由于得不到奉系的真心支持,颜内阁虽然上了台,实际上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张作霖对颜内阁的消极抵制,终于使吴佩孚认识到,北京政局的问题如得不到奉系支持,是很难解决的。因此,他决定响应张作霖的建议,亲自出马到北京与张作霖面商。为了取悦于张作霖,吴佩孚免去了一贯主张联冯反奉的直系大将靳云锷的职务,同时派代表赴天津,与张作霖的代表举行预备性会谈,为两巨头会晤作出具体安排。

  6月7日,直、奉两方的预备性会谈在天津正式开始。会谈中,奉方代表郑谦、张景惠极力表示反对吴佩孚的护宪主张,并详细申述了反对的理由,同时表示颜内阁可在形式上成立,但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成立后颜惠庆即须辞职,由海军总长杜锡王圭代行国务总理“摄政”,以待将来正式解决。这表明,奉方虽在“护宪”问题上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颜内阁的问题上却作了让步,给吴佩孚留了一点面子。会谈期间,张作霖也已由奉天入关抵达天津,他在接见直方代表张其煌、张志潭时,明确地告诉他们说:“我是民国十三年颜内阁的通缉犯,他在北京复职,又要我去北京,岂不等于我去自首嘛?”经张作霖这么一点破,吴佩孚的代表明白了其中的奥妙,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7月11日,预备性会议终于达成三项临时协定。该协定规定:直、奉双方军事合作到底,讨冯结束后,直军以全力图粤,对付南方的北伐军,奉军必要时可出兵援助;对于护宪问题,双方均不再提及,颜内阁成立后,即以杜锡王圭代行国务总理职,以待将来正式解决;另选新国会。

  预备性会谈结束后,张其煌带着上述三项协定内容,到保定向吴佩孚汇报。他说,如坚持“护宪”和颜阁,必与奉方决裂,于大局不利,现决定颜内阁摄政过渡,已为直方保留了面子,大可因势乘便。吴佩孚听后觉得有理,遂不再坚持原来的主张,对协定表示接受。

  分歧的消除,为两巨头的会晤扫清了障碍。北京政府为欢迎张作霖、吴佩孚进京,在从北京东车站到张作霖的行营顺承王府、从北京西车站到吴佩孚的行馆王怀庆住宅的两条路上,张灯结彩,铺满黄土,采取了迎接清朝皇帝的礼仪。6月26日,张作霖及其随从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天津乘专列抵京,然后在北京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分乘50辆汽车驶往顺承王府。6月28日,吴佩孚也由保定乘专车到达北京,张作霖派张学良、张宗昌登车迎接。当天上午9时左右,张作霖又首先拜访吴佩孚。吴佩孚一见到张作霖,就说:“以前不谈,今后合作。”张作霖听后也很高兴,张口“吴二哥”,闭口“吴二哥”,叫得十分亲热。中午12时,吴佩孚到顺承王府回访张作霖,两人还换了兰谱,拜了把子,并合影留念。由于大部分问题都在预备性会谈中得到解决,故两巨头会晤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两次见面加在一起,也不过半个小时左右。除说些客套话外,张作霖和吴佩孚再次重申了合作的“诚意”,并约定:关于内阁问题,暂时维持杜锡王圭内阁,俟军事结束后再组正式内阁;关于军事问题,继续共同打击国民军。吴佩孚表示,他将独立指挥所部进攻南口。张作霖则十分大方地表示,关内奉军、直鲁联军“悉听吴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

  两巨头会晤后的当天晚上,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王圭在中南海居仁堂设宴,为两位大帅接风。宴会正进行时,突然听到“咣”的一声响,张、吴的随从人员以为出了事,一下子紧张起来,纷纷拔出手枪。但定神后一查,原来是外交总长顾维钧所戴的礼帽从衣架上掉下地发出的声音,让大家虚惊了一场。

  中南海的宴会结束后,张作霖、吴佩孚均于当日夜离开北京,分别回到天津和保定。此后,按照约定,吴佩孚担负起了攻打南口国民军的指挥责任。

  南口是北京西北的重要隘口,北有居庸关和八达岭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国民军虽退至南口,实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加之凭险据守,直奉两军的进攻颇不顺利。

  南口之役实际上从4月下旬即已开始。4月22日,吴佩孚即电令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靳云鄂等,迅饬各部并力向南口进攻。但是,由于直系将领靳云鄂的消极和奉军的袖手旁观,南口之役进展不大。5月底,吴佩孚下令解除靳云鄂的职务。6月初,又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直系分三路进攻南口,另请奉军进攻多伦,直鲁军协攻南口。

  两巨头在北京会晤之后,吴佩孚进一步加强了对南口国民军的攻势。但是,由于7月初南方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吴佩孚不得不抽调一部分直军南援,加之进攻南口的直军田维勤部两个团投降国民军,致使直军兵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不能不让直鲁军和奉军担任进攻南口国民军的主力。8月1日,为迅速解决南口之敌,吴佩孚又亲自上前线督战,指挥各军向国民军发起总攻击。经过数天激烈战斗,8月8日,奉军胡毓坤部攻占了居庸关。8月9日,奉军和直军、直鲁军的其他部队,也分别攻占营子城、偏坡峪、铁卢沟、毛司台、落马坡等要隘,这样,南口已陷于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军虽竭尽全力抵抗,仍难以阻挡敌军进攻,不得不于8月13日开始有步骤地退却。根据国民军总部的退却令,宋哲元、鹿钟麟、石友三、韩复榘所属各部,均先后自多伦、南口等地退往绥远。8月14日,奉军于珍部进占南口,南口之役基本结束。

  然而,就在吴佩孚指挥直、奉军攻下南口前后,南方的北伐军也占领了湖南。吴佩孚来不及休整,便不得不将进攻南口的直军迅速撤往河南、湖北,以抵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样一来,南口之役的胜利成果,便全为奉系所得。张作霖高兴异常,立即通电报捷,大肆宣扬奉系的胜利。接着,张作霖又论功行赏,命褚玉璞为直隶督办,汤玉麟和高维岳分任热河、察哈尔都统。原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次虽然也出了力,但因他曾助郭松龄倒戈,反被张作霖罢免了所有职务。李景林痛哭流涕之后,深知自己已不为张作霖所容,只好离去,从此“以剑术遨游四方”,度其余生。

  经过这次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张作霖不但夺回了热、察、直三省区和京津地区,而且重新控制了北京政府,开始了他对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在独占华北之后,张作霖又祭起“反赤”大旗,对进步人士极尽摧残、压迫之能事。担任《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的邵飘萍,因为经常发表揭露各派军阀罪恶的文章,被张作霖控制的警察厅加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处死。此后不久,《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也因得罪了奉系军阀,而惨遭杀害。当时不少人认为,自民国以来,北京的新闻界虽然经常受到历届反动军阀政府的压迫,但新闻记者被公开枪毙,这还是第一次,可见奉张对进步人士镇压之严厉。此外,奉军集团还经常以反对“赤化”为名,对北京各大学进行搜查,对所谓犯有“赤化”嫌疑的进步师生公开进行通缉,整个北京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奉张的倒行逆施反而更激起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愤恨,同情和支持革命党。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说:“从此以后,一般民众知道赤化就是‘不扰民、真爱民’,反赤就是烧、杀、奸、掳、军用票,所以,他们日思赤之再来,并深知惟赤可以使他们自救。”

  “安国军”不安国

  就在张作霖苦心经营,为重新夺取华北地盘对国民军大打出手之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正式开始,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