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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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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30)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北伐军最初的作战计划是:首先以主力攻打两湖,消灭直系军阀吴佩孚;然后再集中力量进攻盘踞在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最后向北方挺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决战。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北伐军广大将士的英勇作战,加之苏俄的援助,北伐军自1926年7月誓师之后,进展迅速,8月间便占领了湖南,9、10月间又先后攻占了汉口、武昌,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大部消灭。11月间,北伐军的作战重心东移,在江西击败了孙传芳的主力,然后继续向江苏、浙江、上海一带挺进。

  北伐战争的兴起和发展,使1926年下半年的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北伐军的冲击下,北洋军阀的几个主要集团,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打击。其中,直系吴佩孚所受打击最重,孙传芳次之。只有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因地处北方,尚未与北伐军直接对阵。

  但是,整个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对奉张集团的冲击也很大。在张作霖看来,1926年下半年的形势剧变,既有忧也有喜。忧的是,“赤化”势力迅速蔓延,且如此“嚣张”,“反赤”势力却不堪一击,一个个败下阵来。喜的是,“反赤”势力,如吴佩孚集团、孙传芳集团既是他的同伙,又是他的竞争对手,他们已一个个被削弱。

  正是在这种忧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支配下,善于钻营的张作霖,开始采取应变之策,企图趋利避害。

  9月7日,也就是吴佩孚兵败,从汉口逃出的第二天,张作霖在奉天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奉系在当时形势下的行动方针。会上,因看法不同,发生了争论。张宗昌、褚玉璞等力主奉军应“南下讨赤”,首先以“援吴”的名义,乘吴佩孚之危,夺取京汉线与河南,然后反攻武汉,打退北伐军的进攻。张作相、吴俊升等表示反对。他们主张在北方固守,以逸待劳,不要主动出击。张作霖本人则倾向于第一种意见,赞成“南下讨赤”。他认为这是一举两得之策,既可扩大奉系的地盘,又可阻北伐军北上。会议遂按张作霖的旨意,作出了“南下讨赤”的决定。

  不料,吴佩孚对张作霖的心思洞若观火。因此,当张作霖致电吴佩孚,告之奉军将南下“援吴”时,吴佩孚虽已焦头烂额,却拒绝奉张南下的建议。他复电说,他还有十万雄师,可独立反攻武汉,无须劳驾奉军,只求张作霖能在饷械方面予以接济。此外,也许是为了不过分激怒张作霖,吴佩孚决定放弃他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他对张作霖说,中央政治悉听奉方全权主持。实际上,吴佩孚此时已无力顾及北京政府了,此举不过是给张作霖送个顺水人情罢了。

  张作霖“假途灭虢”的把戏虽然没有耍成,却也并非毫无所得。既然吴佩孚明确表示不再管北京政府的事,张作霖也就不再客气,立即采取行动,将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全部收归己有。

  首先,张作霖迫使担任北京卫戍司令的直系大将王怀庆下台,命奉系将领于珍取而代之。接着,又唆使奉鲁军以“索饷”为名,逼迫杜锡王圭内阁辞职,让外交总长顾维钧出面组阁。然后,张作霖又命令奉鲁军夺取京汉路北段,占领原被吴佩孚控制的保定、大名。

  在连连得手之后,10月11日,张作霖从奉天南下到了天津,住进蔡园。他此次离开奉天老巢,移住天津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就近控制北京政府,为自己从后台走向前台作准备;二是根据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寻求新的对策。

  此时,在国内政局演变过程中,又出现几个新的动向。一是年初被迫出国的冯玉祥,已从苏联回来,东山再起,重新就任国民军总司令。9月15日,他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北伐战争的声势因此更加浩大。二是继吴佩孚兵败两湖、逃往河南之后,孙传芳也败于江西,所部主力几被全歼,他本人在逃回南京后已有与奉鲁军合作之意。三是长期盘踞于山西的地方军阀阎锡山,也因南方北伐深感受到威胁,也表示要同奉系联合,抵抗北伐军。

  这就使张作霖产生了以奉系为主,联合各派军阀共同“反赤”的设想。这样做,一来可以壮大“反赤”阵营的声势,更好地对付南方北伐军;二来也可乘机抬高他本人和奉系集团的地位,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张作霖决定召开有奉、鲁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并邀请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派代表参加,共商联合“反赤”大计。

  11月14日,会议在天津蔡园开幕。会上,张作霖一再声称,他本人并无野心,也不想当总统,只是想把北洋各派团结起来,联合孙、吴两帅,共同“反赤”。与会者对共同“反赤”无异议,但对具体做法却意见不一。张宗昌等人再一次提出,兵贵神速,应尽快派奉、鲁军南下,援助吴佩孚、孙传芳两帅,张作霖支持此议。但吴佩孚的代表迟云鹏却表示反对。他说,吴大帅命他赴津,不是来请援兵,只是来请求张大帅接济饷械的。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也说,孙大帅的意思和吴大帅一样。剃头挑子一头热,会议陷入了僵局。

  然而,此时孙传芳突然亲自来到天津,给会议带来了转机。

  自从孙传芳在1925年10月间发动浙奉战争,从奉系手中夺取了苏、皖、沪的地盘之后,与张作霖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南方的北伐开始后,孙传芳首当其冲。起初,他十分自信,认为凭着他的五省联军,抵挡北伐军没有问题。但吴佩孚一败,兔死狐悲,孙传芳的自信心便大打折扣。为预留后路,孙传芳开始改变态度,决定同张作霖改善关系。大敌当前,张作霖深感北洋系团结的重要,也不念旧恶,对孙传芳表示谅解。张作霖还主动派孙传芳的旧日上司王占元到南京,向孙传芳转达他希望各派联合,共同“反赤”之意。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孙传芳也复电张作霖,说:“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张作霖接电后,进一步表态,勉励孙传芳说:“玉帅新挫,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讨赤素志,贯彻始终。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赴东流。倘有所需,敢不黾勉。”孙传芳见张作霖如此大度,赶紧派代表到济南与张宗昌、张学良密谈,同奉系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不过,孙传芳对张作霖仍存有戒心,担心奉系会乘南下援助之机,将他的地盘占为己有。因此,他一方面与张作霖重归于好,一方面也像吴佩孚一样,拒绝奉、鲁军南下,只求张作霖在饷械方面予以支持。但孙传芳错误估计了形势。占领武汉后,北伐军立即转兵江西。不到一个月,就把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击溃。孙传芳虽亲自赴九江督师,也于事无补。江西一败,孙传芳虽然还占有江、浙、皖、沪等省区,但元气已经大伤。北伐军攻势锐利,孙传芳自知继续独立抵抗北伐军已不可能,故不得不重新考虑借重外力的帮助。

  江西战役之初,孙传芳一度寄希望于孙、吴、段三派的联合。他曾邀请吴佩孚、段祺瑞派代表到南京,举行三派秘密会议。不料,会议一开始,吴佩孚的代表熊炳奇就同段祺瑞的代表靳云鹏互相攻讦,激烈争吵起来。孙传芳一看,吴、段积怨太深,实难撮合,便放弃原先结盟的打算,转而决定投靠张作霖。尤其是江西战场上失败,使孙传芳清楚地看到自己无实力与北伐军抗争,地盘早晚是别人的。与其把地盘丢给北伐军,不如主动让给奉、鲁军。既然如此,孙传芳就不再为奉张谋夺地盘而忧心了。为能迅速和奉张协商共同对敌的办法,孙传芳决定亲自北上,面见张作霖。

  1926年11月18日深夜,孙传芳带着两名卫士,身着便服登上了由浦口北上的普通客车,抵天津车站后便直奔张作霖的行辕――蔡园。

  此时,蔡园的军事会议仍在进行之中,张作霖正在会上听发言。忽然,一名卫兵进来向张作霖报告说:“大帅,门外有人求见!”说完,就把一张名片递给张作霖。张作霖一看名片,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很高兴地问:“当真是孙大帅吗?他带了多少人来?”卫士答道:“是孙大帅,只带来两个人,都穿便衣。”听完卫士的答复,张作霖“腾”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有种!胆子不小!快请他进来,快请他进来!”

  不一会,孙传芳便走了进来。他一见到张作霖,首先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以愧疚的口气说道:“对不起大帅!”张作霖则一边点头回礼,一边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督帅一路辛苦。”说完,便请孙传芳坐下休息、叙谈。

  第二天,一度雄踞东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微服登门向张作霖乞降的消息便刊登在京、津各大报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在蔡园军事会议上,孙传芳表示“反赤”的力量必须联合起来。他建议建立统一的军事组织,并推举张作霖为总司令。他的建议立即得到奉系将领的赞同,他们齐声称赞孙传芳:“爽快!”张作霖也未料到孙传芳如此主动,大喜过望。一番谦让后,他说,此事还要致电吴佩孚、阎锡山,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吴佩孚和阎锡山的反应却很冷淡。

  尽管如此,天津蔡园会议还是根据孙传芳的建议,决定成立统一的军事组织,并定名为“安国军”。会议还决定,立即派张宗昌所部鲁军沿津浦线南下,援助孙传芳,另派奉军沿京汉线南下,援助吴佩孚。会后,鲁军即奉命出发,11月27日,先头部队开抵南京。

  蔡园会议后,在奉天留守的杨宇霆奉命到天津。鉴于前一年奉军南下因战线太长,被动挨打的教训,杨宇霆认为奉、鲁分两路南进过于冒险,劝张作霖重新考虑。张作霖遂命令已到南京的鲁军撤回浦口,布防于孙传芳军已经撤走的津浦路沿线,江南的军事仍由孙军负责。

  安国军的组织很快照原计划成立。11月29日,经孙传芳、张宗昌两人带头“劝进”,以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热、绥、吉、黑十五省区共同通电推戴的形式,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12月1日,张作霖在蔡园举行了安国军总司令的就职仪式。这一天,蔡园内外悬灯结彩,好不热闹。各方宾客纷纷前来,向张作霖表示祝贺。接着,张作霖身着大礼服,手戴白手套,站在香案前,开始祭天。香案上红烛高照,摆满瓜果梨桃各式供品,文武官员则分立在香案两侧,气氛甚是肃穆。“安国军”秘书长首先宣读了《告天文》,其内容无非是向天神祈祷,希望天神保佑安国军和十五省的百姓太太平平,万事吉祥。然后,张作霖手捧斟满了酒的金爵,准备跪下洒酒祀天。不料,忙中出错,手中的金爵滑落,咣啷一声跌落地下。在场的官员大惊。因为照迷信的说法,金爵落地,是一个不祥之兆。张作霖虽很尴尬,却很镇静,接过重新斟满酒的金爵后还说了一句解嘲的话:“上天别急,我张作霖有的是酒给诸位神灵喝。”此事传到社会上后,很多人都说,看来奉张的寿命不长了。这虽是迷信之语,却也反映了民众内心的看法。

  就职仪式结束后,张作霖便开始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发号施令。首先,他发表了一份宣言,声称:“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则已,若爱身非消灭赤化不可。”接着,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议。

  安国军虽然成立,张作霖也当上了安国军总司令。名称倒确实好听,但事实证明,张作霖和他的安国军所干的,并非安国之事,仍是祸国的勾当。

  杨宇霆等人奉令拟定所谓的“讨赤安国”之策。杨宇霆所献计策是:仍由孙传芳所部在长江一线与北伐军作战,张宗昌的鲁军暂不过江,只在江北做孙传芳的后盾;派韩麟春率所部奉军由京汉线南下援助吴佩孚;在包绥方面,则派热河汤玉麟部、察哈尔高维岳部协助阎锡山的晋军,防范冯玉祥的国民军;由张学良负责警备北京、天津,吴俊升、张作相负责巩固东三省的后方基地;张作霖本人则坐镇京、津,策应各方。这个计划的要旨,是将奉军主力摆在后方,先让吴佩孚、孙传芳打头阵,待吴、孙覆灭后,奉军主力再出动与蒋介石、冯玉祥的北伐军决战,以击破其疲惫之师。张作霖认为,照此计划,“决战之期,最多为一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占取豫、陕、鄂、赣、苏、皖、浙、闽易如反掌。今川、黔等省旧派将领正与我奉方接洽联络,届时正可会同川、黔各省进而规复湘、粤,则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

  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看上去打得不错,可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奉系军事力量的过分自信上。

  1926年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在以“黄土铺地”的隆重仪式迎接下进入北京。此次进京,张作霖是想从后台跑到前台,以“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主政”。可杨宇霆认为,军事上胜负未定,奉系在北京立足未稳,当“元首”的时机尚不成熟,劝张作霖不要过早行事,以免惹起各方的反感。张作霖认为此话有理,便暂时收起当“元首”的念头。可他心犹不甘地对杨宇霆等人说:“我终究非干他一下不可!”

  张作霖还对顾维钧内阁心存芥蒂,故进京后,想让靳云鹏出面另组新阁。杨宇霆也不赞成,他觉得,目前奉系实际上已完全控制北京政权,不管谁组阁,都不能不为奉系服务,因此不必在形式上计较。如果都换上奉系的核心人物,反于国内外的观瞻不利,激化矛盾。再说,顾维钧虽为吴佩孚所推荐,然此时他也很识时务,正与奉系拉关系,甚至与张学良结成了盟兄弟,对奉系并无不利之处。杨宇霆这么一分析,张作霖欣然放弃原议,仅将原内阁稍加改组。果如杨宇霆所说,改组后的顾维钧内阁于1927年1月12日正式成立后,实际上成了专为奉系筹措军饷和办理外交事务的附属机关,政府的决策大权完全操在张作霖的手中。为了便于张作霖独揽大权,他在安国军司令部里另外成立了政治、财政、外交三个“讨论会”,作为咨询机构。梁士诒、曾毓隽被聘为政治讨论会的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的正、副会长,孙宝琦、陆宗舆则当了外交讨论会的正、副会长。

  此外,为了争取列强各国对奉系政权的支持,张作霖到北京的第四天,即1926年12月30日,便亲自出马到东交民巷拜访各国公使,向列强表明其坚决反对“赤化”和尊重现存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次日,各国公使也相约到顺承王府回访张作霖,以表示列强对奉系政权和张作霖本人的幕后作用的默认。

  在北京初步站稳脚跟之后,张作霖即按照既定的计划,以“讨赤”为名,向南方进军。他对吴佩孚一再拒绝奉、鲁军南下已不耐烦,决定不再理睬吴佩孚的反对。1927年2月8日,张作霖为进兵河南发表了一份通电,一方面批评吴佩孚阻挡安国军“讨赤”,贻误军机;另一方面宣示奉、鲁军进兵河南,反攻武汉的决心。

  与此同时,张作霖的两路军队也开始向河南进攻。一路由奉军第三、四方面军的四个军组成,在军团长张学良和副军团长韩麟春的指挥下,分别从北京、冀南一带出发,沿京汉铁路直扑郑州,并于3月初进抵黄河北岸;另一路为直鲁联军褚玉璞部第七方面军,由东向西,沿陇海路向开封推进。

  奉军进兵河南,使吴佩孚大为恼火。吴佩孚立即致电张作霖,要求他命令奉军停止行动,并发牢骚说:“彰德进兵,未有一言见告。防军缴械,官吏被驱,谓为合作所宜,真是鞭笞天下。”张作霖反唇相讥,指责吴佩孚“责人则明,责己则暗”。吴佩孚阻止无效,同时又嗅出了北伐军内部已出现裂缝,便密令所部全力抵抗奉、鲁军对河南的入侵。他在2月15日的密电中说:“余素主讨赤,近悉蒋中正总司令正在清共,自可同情革命,另图对策。而奉军节节南进,假援助讨赤为名,实则另有所用。汝等尽可迎击。”当时,吴佩孚手下尚有近20万兵力,虽说大多是残兵败将,但真打起来,仍可抵挡一阵。

  岂料祸不单行,就在奉、鲁军进兵河南之时,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也在陕西发起攻势,其先头部队已进抵潼关,正由西向东进攻河南。吴佩孚两面受敌,支持不住,不得不宣布下野,逃离郑州。2月22日,直鲁军褚玉璞部队占领开封。3月17日,奉军张学良部也渡过黄河,占领郑州。随后,奉军又继续南下,进抵上蔡、西平一线,直接与北伐军唐生智部对阵。

  当吴佩孚在奉、鲁军和国民军的两面夹攻下面临彻底覆灭时,在东南一带作战的孙传芳再一次被北伐军打得大败。3月下旬,北伐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孙传芳被迫率残部,连同南下增援的直鲁军,全部撤退到长江以北。

  1927年3月底,北洋军阀的三大派中,吴佩孚部已完全覆没,孙传芳部不但丢掉了所有的地盘,所部兵力亦消耗殆尽,实际上也一蹶不振,剩下的,就只有张作霖的奉系了。

  此时,张作霖的奉系通过对吴佩孚、孙传芳地盘的接管,势力范围有了很大扩展,直、鲁、豫三省,苏、皖两省北部,京、津地区,热、察两区和东北三省,均在奉张的控制之下。张作霖妄图以此为基地,进而实现他的“安国”梦。

  第十三节 张作霖:安国乎,祸国乎(七)

  过一过“元首”瘾

  对张作霖来说,南方国民革命军与北方国民军的联合及其势力的壮大,对奉军刚占领、尚不稳定的半壁江山,威胁极大。更重要的是,此时虽已到了张作霖预想中的南北决战时期,但在决战中,奉系能否取胜,张作霖却心中无数。因此,对南方革命军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奉系内部出现了分歧。

  以杨宇霆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南北妥协”,认为:如果南北双方都能排斥共产主义,则南北妥协并非绝不可能。张作霖的法律顾问赵欣伯赞成杨宇霆的意见,他在年初的一次公开谈话中说:“现在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除共产主义而外,现在相同之处甚多,如欲合作,确有可能之性质,只须南方放弃共产主义,北方未尝不可与之合作。即在蒋介石方面,亦尝间接示意北方,极力辩明南方确非赤化,并谓近来对于共产运动抑制甚力,决不令其蔓延。查其语意,似亦愿与北方合作。且就实际言之,南方欲以武力吞并北方各省,固绝对为不可能;即北方欲讨灭南方,一时恐亦难办到。”杨宇霆本人也曾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强调说明实现南北妥协的条件:“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在杨宇霆等人看来,南北双方谁也不可能吃掉谁,势必走向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