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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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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31)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一开始,张作霖并不十分同意与南方妥协。1926年底,英国公使兰普森就曾劝张作霖实现南北议和停战,划江而治。张作霖却大摇其头说,翻开中国的历史来看,都是北方统治南方,这种状况不能在自己手里有所改变。不过,随着形势的演变,张作霖开始明白,用武力完全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希望渺茫。尤其当他看到蒋介石具有反共倾向后,在继续准备战的同时,也开始试探分化革命阵营的可能。他公开发表讲话称:“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和“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包围、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包括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内的几十名所谓“赤化”分子,不久,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志士被杀害。这一践踏国际公法和外交惯例的做法,得到列强各国的默许和支持。苏联政府事后立即见召北京政府驻苏代表郑廷禧,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当时,郑廷禧不知详情,无言以对,搪塞说:“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不料,此话传到张作霖的耳朵里,他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外交人员混蛋。张作霖出身土匪,最忌“土匪”二字,尽管他的所做所为,与“土匪”行为并无二致。

  不到一星期,蒋介石也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方面宣布与苏俄决裂,另一方面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然而,奇怪的是,张作霖与蒋介石虽在“反赤”的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南北妥协”最终却并没有实现。因为无论是张作霖,还是蒋介石,都想大权独揽,迫对方臣服。彼此在“反赤”问题上的默契,却不能化解他们之间在争夺权力方面的尖锐矛盾。蒋介石宣布的南北和谈的条件是:张作霖下野、安国军改组、奉系宣布信守三民主义和悬挂国民党党旗。张作霖的条件是:“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等等。双方差距太大。

  这样,战场上分个高低已在所难免。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府后不久,1927年5月,即调兵遣将,向苏北、皖北的张宗昌所部直鲁军及孙传芳残部发起进攻,开始进行所谓的“第二次北伐”。张宗昌、孙传芳抵挡不住蒋军的攻势,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陇海线以北山东境内。5月底,蒋军先后占领了蚌埠、徐州。

  与此同时,武汉政府所属的唐生智、张发奎部,也在冯玉祥国民军的配合下开始“第二次北伐”,进攻河南的张学良所部奉军,并于5月下旬先后占领开封、郑州,奉军被迫退至河北境内。

  军事形势急剧逆转,一贯见风使舵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决定倒向蒋介石和冯玉祥一边,宣布服从三民主义,将所部改换称国民革命军,出兵娘子关,威胁京汉铁路奉军侧背。

  显然,在1927年的5、6月间,形势变得对奉系十分不利。在此情况下,究竟应取何种对策,奉系内部再度出现分歧。主和派主张与南京蒋介石集团谈判,主战派则表示反对谈和。阎锡山归顺南京政府之初,曾受蒋介石之托,派南桂馨到北京,传达南京的和平条件,劝告奉系与南京合作。为此,奉系也曾于6月9日在京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主和派的意见一度占上风,包括张作相、吴俊升在内,多数人都赞成可在三民主义的范围内更换名号,与南京合作。但张作霖未作定论,表示要待张宗昌、孙传芳回京后再议。6月11日,张宗昌、孙传芳抵京。据说,孙传芳坚决反对议和,并游说奉系各将领。因受孙传芳影响,许多原来拿不定主意的将领,也开始倾向主战。张作霖也认为南京的条件太苛刻,不能接受。6月16日,奉系将领偕张宗昌、孙传芳再次在顺承王府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这次会议与9日会议的气氛完全不同,多数人反对屈从南方,认为不能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与南京和谈,故会议决定,继续加强战备,并立即组织“安国军政府”,统一北方的政治、军事,与南京、武汉对抗到底,完成“反赤”大业。会上,孙传芳首先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政府”的国家元首,至于名称,可称大元帅,也可称临时大总统,或临时执政。他的意见得到张宗昌和其他奉系将领的一致赞同。张作霖早就想过一过“元首”瘾,高兴地对大家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会议最后还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元首”暂称“陆海军大元帅”,不用临时总统一类的名义。

  会议结束的当天,即由孙传芳等8位将领联名发表所谓拥戴电。张作霖则通电表示欣然接受拥戴。就这样,一唱一和,张作霖算是完成了充当北洋政府国家“元首”的“法律手续”。

  接着,6月18日,张作霖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陆海军大元帅”的就职仪式。表面上,仪式十分隆重,还放了一百零八响礼炮,但实际上参加仪式的仅孙传芳、张宗昌和少数奉系将领而已,故显得特别冷清。至于北京市民,态度更是冷漠。举行仪式的前一天,京师警察厅曾命令各商家悬旗志庆,各中文报纸一律出红色报三日。但各报却推说买不到红色油墨,只出了一天。京城百姓对军阀政府的更迭早就感到厌烦,对“安国军政府”和张作霖这位“大元帅”也无好感。

  就职后,张作霖以“元首”身份发布了军政府组织令,其中规定“大元帅”亦即国家“元首”,不但权力大大超过“内阁制”或“总统制”的“总统”权力,而且不受任何制约,完全是一个“独裁者”。

  张作霖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王荫泰为外交总长,何丰林为军事总长,沈瑞麟为内务总长,阎泽溥为财政总长,姚震为司法总长,张景惠为实业总长,刘尚清为农工总长,刘哲为教育总长,潘复兼交通总长。

  张作霖当“元首”后从事的第一个外交活动,是举行一个大元帅就职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及武官参加。令他大失所望的是,各国外交人员虽应邀前来,却都穿着常服,且毫无祝贺之语,表明各国对军政府的成立和张作霖就任国家“元首”并不重视。尽管张作霖在致词时一再表示,他将“尊重国际信义”,“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也有能力这样做,但各国使节对张作霖政府的施政能力根本不相信。

  在军事上,张作霖将北方的所有军队一律改称为“安国军”,并统编为七个军团,任命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为第一至第七军团军团长。

  军政府从组成之日起就显得底气不足。5、6月间,在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各路大军的攻击下,奉、鲁军被迫节节后退。张作霖颇感形势严重,一方面收缩阵地,整顿内部,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放出试探气球,大造“南北妥协”的舆论。在就任“大元帅”之后,张作霖还发布了一个所谓的“息争令”。在专为贯彻这个“息争令”而发的通电中,他竟以“中山老友”的身份,大谈实现所谓的“中山之志”和“中山主义”,并一再表白自己曾资助过孙中山,来同南方各派套近乎。电文称:

  共和肇造,治权在民。回思缔造之艰,实维孙前大总统首创革命,百折不回,始克肃清帝制,还我民族自由。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信使往还,物质援助,彼此精神契合,始终如一。当时在事同志,类皆奔走后先。嗣以北方底定,中山以粤中内部变化,时以不克会师为憾。北京会晤,欢洽平生,后以邦家多难,中山赍志以终,一切建设大端,皆属后来之责。是作霖与中山一生宗旨,本属相同。不意过激分子,假借中山主义,投降外人,宣传赤化,害民祸国,背友蔑伦,种种罪恶,难以指数。岂惟人类害群之贼,实背中山在天之灵;岂惟我国民族之羞,实为世界和平之敌。用是简率师徒,施行讨伐,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兹以中央负责无人,忝膺艰巨,缅怀先烈,时切兢兢,特再郑重声明:凡属中山同志与其真正三民主义不相违背,平时为共产党徒胁迫无可起诉者,仍当本中山合作初衷,一律友视;其有引狼自卫,卖国祸民、怙恶不悛、甘心赤化者,作霖为老友争荣誉,为国民争人格,为世界争和平,仍当贯彻初衷,问罪兴讨,剑及履及,义无反顾。凡我同志及全国父老兄弟幸垂察焉。

  这封通电中,张作霖希冀在反共旗号下找到与蒋介石等人的共同点,给自己觅到喘息之机。可惜的是,蒋介石并不希罕这个反共伙伴,根本不允许他以平等地位“谈和”。因此,张作霖的一厢情愿到头来只能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然而,就在张作霖向蒋介石等人“求爱”未果之后不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一是冯玉祥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也公开背叛革命加入了反共行列。二是国民党内部争斗加剧,在武汉的汪、唐和南京方面的桂系逼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三是由于南方各派系之间矛盾激化,一时无暇顾及张作霖,不得不在军事上对北方奉系集团暂取守势。张作霖顿时又神气起来,认为这是奉系重整旗鼓、恢复已失地盘的天赐良机。于是,他将“和谈”的念头丢到一边,决定乘此机会发动攻势。

  7月下旬,张作霖首先让张宗昌、孙传芳率部,从山东向南进攻。由于南京政府内讧,所部军队没有斗志,故孙传芳部进展顺利,于8月8日重新占领徐州。8月17日,孙军又乘胜打到长江北岸,占领了浦口。

  张宗昌、孙传芳部获胜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张作霖大受鼓舞,再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计划。与会者也都认为,整个形势的发展对北方十分有利,故一致赞同张作霖继续实行“反攻”计划。会议还决定,津浦路南端的军事行动由孙传芳负责主持,张宗昌则组织所部鲁军“反攻”河南。此外,由张学良率部在京汉线北段对付山西阎锡山所部晋军,得手后再南下河南,与张宗昌部合击冯玉祥部国民军。

  这个“反攻”计划,看上去雄心勃勃。但是,张作霖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再次严重受挫。

  从8月下旬起,集结于长江北岸的孙传芳部,开始发动新一轮反攻。他的计划是从浦口、扬州、江阴三处同时渡江,然后分路进攻南京和截断沪宁铁路,得手后再攻上海,以收复他的江浙失地。8月25日和26日,孙军先后占领沪宁路上的乌龙山、栖霞、龙潭、镇江,并企图围攻南京。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南京方面派何应钦的第一军和桂系李宗仁的第七军迎战孙军。双方在龙潭附近展开激战。孙军因背江而战,伤亡惨重。8月29日,白崇禧带援军从上海赶到,孙军三面受敌,再也支持不住,不得不向江北撤退。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渡江回到北岸,大部分被包围歼灭。孙军此次反攻,终以惨败告终,并从此一蹶不振。

  张宗昌对河南的进攻,是从10月间开始的。鲁军与冯玉祥的军队先在徐州以西的东陇海线上激战,并一度击败冯军,于10月下旬先后占领归德、民权、兰封、考城等城,威胁河南省省会开封。但冯军并未因此而垮掉。12月间,冯军重整旗鼓,进行反攻。由于孙传芳在津浦路失败,张宗昌部两面受敌,被迫放弃10月间占领的所有城市,退回山东境内。12月16日,冯军占领徐州,与沿津浦线北上追击孙传芳部的国民党军会合。

  孙传芳、张宗昌的相继失败,使奉系集团的士气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不论是张作霖,还是孙传芳、张宗昌,都只好专力防守,不敢侈谈反攻了。

  在京汉线北段作战的张学良部情况稍好。8、9月间,阎锡山为配合南京和冯玉祥方面作战,曾命令晋军乘奉军不备发动进攻,一度占领京绥、京汉铁路线上的部分重镇,对奉军造成很大的威胁。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阎通电,宣布发动讨阎战争。10月7日,张学良部即从保定等地出发,向晋军反攻。由于实力悬殊,晋军大部很快被击退,张学良率奉军夺回了宣化、张家口、定州、正定、石家庄等地。然而,占据涿州的晋军傅作义所部第四师,虽已陷入奉军四面包围,成了孤军,却在继续顽抗,拒不投降。为了拔掉涿州这颗钉子,张学良将指挥部移驻高碑店,从10月15日开始,就近指挥奉军向涿州发起总攻击。不料,此次涿州之战却极不顺利。到12月中旬为止,奉军先后发动了九次总攻击,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等大批重武器,甚至还用了毒气瓦斯,却始终攻不下孤城涿州,最后不得不与傅作义部谈判。12月30日,双方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次年1月6日,傅作义部出城受编,奉军则在城门外“摆队欢迎”,涿州之战遂告结束。

  奉军虽经苦战,完全控制了京汉路北段和京绥路东段,却已无力南进。况且,此后不久,南方各派又重新联合起来,再度北伐,奉军更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

  当新的一年,即1928年来临时,张作霖绝望地发现,不但他反攻美梦已完全破灭,而且他那名为“安国军政府”的北方小朝廷也濒临绝境。

  悬在头上的“满蒙悬案”

  正当张作霖为前线的溃退焦头烂额之时,日本方面开始乘人之危索取侵略权益。说起来,这也是张作霖自己种下的祸根。当初由于郭松龄倒戈,张作霖一度濒临垮台的边缘。为了获得日本的帮助,张作霖曾私下答应日本提出的条件,即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商租权等。事后,张作霖虽然亲自去旅大,拜访日本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感谢日本对自己的支持,还派代表拜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表示谢意,但是,由于张作霖在王永江的提醒下,意识到他答应这些条件,等于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便想反悔。为了推翻已经作出的承诺,张作霖玩了一个花招,他让王永江暗中指使东三省议会出面,坚决反对上述条件,他自己则以此为借口,拖延不办。他对要求兑现承诺的日本人说:“等待风头过去再说吧。”日本人十分恼怒,认为“张作霖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忘恩负义”。此后,日本把它作为“满蒙悬案”的内容,一次又一次地逼迫张作霖兑现,搞得他不得安生。

  非但如此,张作霖还不顾日本反对,坚持自行筹款,在东北修筑中国的自有铁路。

  日本自在日俄战争中获得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之后,不断地扩大对东北铁路权的侵略,妄图垄断东北的铁路。20年代初,东北的铁路交通虽然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但除京奉路以外,中国的自营铁路却只有58公里。为了发展实业,张作霖不顾日本的反对,于1924年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自行筹款,修筑中国自营的铁路。1925年以后,东三省当局先后筑成奉天至海龙、吉林至海龙、打虎山至通辽等几条铁路,并进一步计划修筑由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自京奉路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的两条铁路干线。日本方面蛮横地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违反了双方所签条约,侵犯了南满铁路的利益,等等。但是,张作霖并没有理会日本的反对,继续我行我素。日本方面则不断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张作霖回心转意。

  首先出面的是驻奉天总领事吉田,他与张作霖一见面就提出了一个所谓解决《满蒙悬案大纲》的草案,要求张作霖务必尽快签订。大纲列举解决商租权、在东三省增派日本警察等要求。张作霖看后,认为不能接受。于是,吉田便对张作霖威胁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一听,顿时火了起来,对吉田说:“怎么样?你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罢便站进来送客。

  吉田被张作霖顶了回来,很不甘心。当天晚上,吉田派人送来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照会,限张作霖三天内答复。张作霖气愤地说:“哼,三天?我半天就答复。”他让秘书起草了一份通知,要日本方面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12点钟以前,把东北的日本侨民全部搬走,声称过了12点,东北当局对他们的生命财产便不负保护之责。张作霖这样做,只是想回敬一下吉田,而吉田一接到通知反倒慌张起来。他急急忙忙赶到帅府见张作霖,劈头质问道:“你这是准备开火,请问要打多少年,是不是打十五年?”张作霖回答说:“没年头,头天开仗,第二天把我张作霖打死,我就不管了。”吉田被他那真不真、假不假的话弄得哭笑不得,只好暂时停止交涉。

  事情当然不会这样轻易了结,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随着1927年4月若王贝内阁的倒台和田中内阁的上台,日本政府对待张作霖的态度也日趋强硬。

  田中等人一直认为,他的前任,特别是以外交大臣币原为代表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满蒙悬案”。因此,上台伊始,田中便决定把对华政策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处理,尤其是要加速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

  在敦促田中内阁采取强硬政策的过程中,吉田、森恪、斋藤恒等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二天,一贯主张积极扩张日本在东北侵华权益的吉田,就给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写了一封信,为田中内阁出主意。在这封信中,吉田提出四条建议,主要内容为:“1.满洲和平之维护,凡是能够布置我军的地方,不论是否在铁路附属地以内或以外,切望交由我军负责。2.南方军队或苏联利用经济界的困难和奉票暴跌而煽动起来的罢工,切望我国当局严加镇压。3.切望凭借帝国的实力来经营满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放弃细琐计谋。我们不应该依赖张作霖或杨宇霆或王永江把事情搞成。4.我们经营满洲最重要的两点,是东三省的铁路政策和金融政策。在这个地区,我们应当施行两个方案:一是拟定一个实用的计划作为货币体制;二是斟酌出一个体制,以便能够把东三省、日本、俄国和中国的铁路联成一线。”非常明显。上述建议的实质,是日本企图直接接管东北,将东北变成名副其实的日本殖民地,改变以往利用张作霖等人、羞羞答答地扩大侵略权益的办法。当时担任田中内阁外务省政务次官的森恪,和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斋藤恒,也持同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