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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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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天安门前争国权!五四狂飙孕新生(3)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不仅北方军阀不好,西南军阀也不好,他们是“一丘之貉”。事实的教训,又使孙中山在痛苦的道路上增长了智慧。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因此去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他在5月下旬离开广州后,曾再一次到了日本,企图得到同情和支持,只是在受到冷漠的待遇、感到“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太难”后,才在6月下旬回到了上海。他在给陈炯明的信中说:“文自抵东以后,鉴于外交方面,难骤活动,一切计划,未能实行,无可奉告,故中间久阙致书,嗣因目疾待治,匆匆归沪。”他在给孙科的信中,除告知离粤后之行程外,并表示:“对于现在之时局,拟暂不过问”。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心情是痛苦的。多年的碰壁,使他思索再思索。但是,从革命理论到革命方法的转变,对一个旧民主主义者来说,毕竟是困难的。没有先进思想和先进力量的启示和帮助,是难于完成这个转变的。孙中山继续在痛苦中摸索。依靠军阀失败,而又没有觉悟到去依靠人民,手中无一兵一卒,周围无革命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对政治活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而把精力放到著述上面。他认为:“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至于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胜任之人,若东海出山,则更不出异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孙中山在前进的道路上百折不挠;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他的政治活动的根本弱点,在于没有和当时的人民群众斗争汇合起来,因而更谈不到领导人民群众前进。

  工人、农民、学生、民族工商业者、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斗争在不断地开展着,他们需要正确的领导。但是,孙中山却彷徨在歧途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三节 民主科学齐提倡,思想启蒙图革命

  《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一个人用一个夏天干出来的。

  毛泽东说: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

  陈独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

  《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

  蔡元培久闻陈独秀大名,决意聘用陈独秀。

  陈独秀听了非常高兴,说道:“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陈独秀以人权说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共和。

  鲁迅对那些维护封建礼教的人,予以警告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胡适说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朱尔典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竟摆出太上皇的姿态,放出口气说:“蔡元培是不想当校长了。”

  青年人爱读《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正当上海黄浦江上空乌云密布,复古思潮泛滥,袁世凯步步登极,准备扮演复辟帝制丑剧之时,上海滩突然出现了一本“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青年杂志》。这个杂志的问世,在古老的中国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这个杂志,是一个叫陈独秀的人创办的。

  陈独秀和蒋介石,这两个人一生的政治起点,可以说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当时两个人谁也不认识谁,同在一个地方起步,却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原名庆同,考秀才时叫乾生,后来写文章、办报纸时,取故乡的独秀山名为名,安徽安庆人,1879年10月9日生。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生有异姿,束发受书,天性最厚,亲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1881年10月7日,陈衍中在苏州教书时死于疫疾,是时陈独秀还不满两周岁。

  1901年,陈独秀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

  陈独秀一到东京,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当时留学生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治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陈独秀是很爱读这些名著的。

  陈独秀1901年、1902年先后两度东渡日本留学。他一到东京,如同换了个新的天地,他接触的又是一些新潮人物,如潘赞化、张薄泉(张继)、秦力山、苏曼殊等,思想所得“胜读十年书”。他和张继参加了留学生中成立最早的团体――励志社,同时又十分鄙视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金帮平等这班乌合之众,逢迎拍马的守旧人物。一次,他见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争着为清廷派到日本的官员当翻译,顿生反感和鄙视。不久他便脱离励志社发起成立青年会。

  越来越多的激进知识青年荟萃于东京,令清朝政府惶恐不安,为约束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到日本,协助驻日使馆官员阻碍中国留日学生的正当利益和要求。当时陆军学生监督姚煜,奴颜媚骨,常常无端地压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同时作风卑劣,生活腐化,引起留日学生的公愤。思想激进的陈独秀等对姚煜愤恨在心,早就想寻机教训他一下。不久,陈独秀伙同12人强行割掉了他的长辫。日本警方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个为首者,于4月间被日方驱逐出境回国,以杀鸡给猴看,警告中国留学生。

  1903年5月17日下午,大雨滂沱。然而,位于安庆北门大拐角狭窄的藏书楼内外,却被来自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约300余人挤得水泄不通,多数撑伞立于门外,静听一位声音洪亮的20多岁青年的演说。只见这位青年不时地大声疾呼,或挥着拳头,慷慨陈词,痛斥沙俄七条:

  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国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许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等在全国虽居少数,亦必尽力把国事担当起来。

  这位拒俄演说的年轻人,就是时值23岁、风华正茂的陈独秀。藏书楼演说会,是他1902年春,从日本留学第一次回到安庆与潘赞化、葛温仲等发起的。他还在藏书楼内辟一阅览室,陈列着他从东京、上海带回来的《时务报》等各种时政的书报刊,任人选阅,传播革命思想,后又组织青年励志社,每周聚会,联络感情,交流思想。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尤以安徽大学堂(后改为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最为踊跃。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后人称赞说:

  “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藏书楼演说。”

  演说会举办一周后,安庆知府桂英亲攫藏书楼宣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蛊惑人心”。陈独秀等则不予理睬,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多,参加演讲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往上海。

  这时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陈独秀便协助章士钊办报。陈独秀和章士钊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他们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也不浣。

  陈独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将近5年时间内,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写了许多篇古体诗,有不少诗在报刊上发表。

  1911年12月,安徽临时议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返回安庆。

  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内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没能施展。

  由于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陈独秀于1912年6月去浦口,劝柏文蔚回安徽。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来上任之前即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7月中旬,陈独秀离开安庆去上海。

  几天之后,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并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

  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龚振鹏,均被龚绳绑,拟即枪决。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缉令,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陈独秀旋即逃往上海。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进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然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亡命东京的革命党人章士钊、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愿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参加该会的还有李烈钧、胡瑛、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张耀曾、柏文蔚等,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产生了很大影响。

  《甲寅杂志》的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牙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李大钊又成为同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和阔别一年、患肺疾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团聚。

  受《甲寅杂志》的影响,陈独秀一心创办一本杂志,宣传新思想,以慰平生之志。他通过朋友找到了当时在上海颇有名望的群益书社,得到他们的承诺,可以帮助印刷和发行,在落实了这些之后,陈独秀开始一个人独立筹划整个刊物的内容、编排。这个杂志,陈独秀起名为《青年杂志》。

  陈独秀经过一个夏季的辛勤耕耘,在群益书社全力支持下,秋季终于结出了丰收的硕果――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第一期终于问世了。这时陈独秀手捧散发着浓郁油墨味的《青年杂志》,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正当《青年杂志》顺利创刊且影响越来越大之时,半路上却杀出了个“程咬金”,发生了一件令陈独秀头痛的事。那时,上海青年会也办了个名叫《上海青年杂志》的刊物。起初,他们还觉得无所谓,但没想到,时隔不久,《青年杂志》的影响已淹没了《上海青年杂志》,使其发行量每况愈下,顿生妒嫉。于是,怒不可遏地写信给群益书社,认为《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奉劝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生性倔强、固执的陈独秀对此执拗了好几个月。但上海青年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陈独秀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改名,又苦苦思索了多日,将《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及友人汪孟邹对此改名连连赞道:

  “仲甫妙笔生花,保留了‘青年’,加上一个‘新’字,新旧分明,含义深刻,独具慧眼,必将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陈独秀听了,兴致勃勃地说:

  “《新青年》要号召青年做‘新青年’;‘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新青年》的创刊,犹如在黑暗中闪出的一道曙光;又犹如于无声处听到的一声惊雷,惊醒了沉睡着的古老强国。它一开始,就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向当时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一问世,便风行全国,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陈独秀的名字传遍神州处处。《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陈独秀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说: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陈独秀成功地创办《新青年》杂志,无不渗透着莫逆之交汪孟邹的心血。《青年杂志》创刊号一问世,汪孟邹便把他在美国留学的小同乡胡适介绍给陈独秀。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5岁丧父,由寡母抚育,入学家乡蒙馆。14岁到上海就学,入中国公学,加入竞业学会,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参与发行白话《竞业旬报》。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赴美,曾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后又转入文理学院,学哲学历史。1915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哲学。在汪孟邹的介绍下,陈独秀与胡适在大洋两岸开始了通信交流。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第一次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胡适几个月前给他的来信: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信中,对陈独秀还热情赞道:

  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见。

  比胡适长12岁的陈独秀,对第一次发表胡适的来信颇感得意。10月5日,他给胡适复信中说,对他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两项不甚理解外,“无不合什赞叹”。

  大洋彼岸的胡适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心情十分激动,没想到“八不”竟得陈君如此的赞赏,而又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经过再三思索,胡适用较温和谦虚的笔调,对“八事”略作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到胡适的《刍议》一文,犹如久旱得雨,很快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五号,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紧接着,陈独秀于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说》一文,吹响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角。他在文中大声疾呼道: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在文中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不言而喻,陈独秀即文学革命的主将。从此,胡适之名风靡中国文坛,后与陈独秀共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时,两人也结下终生友谊。

  导师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为中国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士

  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时,曾经收到了一篇文章《国情》,十分欣赏作者的才华,便约了作者李大钊相谈,并把此文推荐给了陈独秀。当时的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同章士钊建立了友谊后,他便成了《甲寅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这篇文章约4000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李大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便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论调。李大钊认为“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

  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他还给《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写了封信,希望能约见陈独秀面谈。

  章士钊收到李大钊的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忐忑不安地说:“这位少年气壮的李大钊,竟然批评起一代狂人陈独秀来了。”

  陈独秀看见李大钊的文稿,刚刚阅读了个开篇,漠然地问:“李大钊系何人?”

  “就是写《国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学生,这是他写给我的信,想约见你谈谈。”章士钊把李大钊的信递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信,连同李大钊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里,笑了笑说:“嚯!著文相讥不够,还要打上门来当面训斥,好!有胆识,我要带回去仔细地研究研究。”

  陈独秀通过章士钊约定时间,同李大钊面谈。

  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这两个巨人的会面以及后来他们建立起来的友谊,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幸事。

  时值蔡锷由云南起事讨袁,李大钊闻讯参与召开留学生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为护国军筹募军饷,并选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主任,在东京开展宣传活动。李大钊为联络反袁活动,返回上海。他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可谓是畅谈不厌,万言嫌少。

  陈独秀询问李大钊何时毕业回国,李大钊沉思片刻说:

  “还有一年,写出学位论文,答辩一结束,即可回国参战。”

  陈独秀深感孤军作战,力不从心,他多么想请李大钊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杂志,但他又不便直接说出,沉吟有顷,以商量的口吻说:

  “你在写作学位论文的同时,可否对国内思想疆场上的战斗策应一下?”

  “可以,我想为青春中华的诞生高声呐喊,策应您所开创、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回到东京之后,就开始构思划时代的雄文《青春》,为了这篇文章早些时间脱稿,他决定从青年学会公寓搬出,迁到东京郊外幽静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李大钊在那里终于完成了《青春》的写作。

  李大钊的一些友人陆续地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了,李大钊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国时,口赞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李大钊的导师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中国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士,他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书籍交给李大钊,交给他去读,但李大钊已决定不要学位,回国参加革命。

  李大钊在河上村夫的赞同下,将《青春》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河上村夫教授终于同意李大钊回国了。他希望李大钊回国后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并赠送给李大钊一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