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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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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天安门前争国权!五四狂飙孕新生(19)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关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在6月8日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曾惊恐地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全国视线以上海为转移,这一点,反动派并没有讲错,正是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三罢的实现,特别是上海的工人斗争影响到全国许多地区工人斗争的开展,以至处在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有几十万劳动者在酝酿罢工。这些事实迫使北京政府感到了统治的极不稳定,因此才不得不对人民做出让步,罢免了曹、章、陆等卖国贼。

  对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学生们在开始时是认识不清的,以至他们对某些工人的罢工还进行“劝阻”。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愈来愈感到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伟大作用。当6月12日上海人民宣告胜利开市时,学生们不得不打出了“感谢工界”的旗帜,上海学联在告同胞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工人阶级在上海三罢斗争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这时在工人中仍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组织,当时出现的一些所谓工界团体,如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中华工党、中华工界联合会、等等,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们在工人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当然,这种状况是不会继续很久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迫切地要求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会很快出现的。

  中外反动派对运动的破坏

  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使一切中外反动派深为惊恐,而当他们把这一运动和世界革命潮流、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时候,就更加坐卧不安。日本侵略者向北洋政府警告说:“过激派利用时机,施其毒计……前次朝鲜暴劝,亦系彼等暗中嗾使。中国秩序未固,益以学生正在蛮动,实为过激派肆毒之良好机会。现上海该派本有强固机关与民党孙洪伊等亦极接近,风潮如不早息,该派势力将播及军界,彼时中国大局必陷于无可收拾之情况。”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在1919年6月份的报告中则说:“本年五月间发生的一个案件,揭露出一个企图在中国散播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计划。已有的材料表明在工人阶级中间尚无任何有组织的运动在进行;但是已经发现在学生中间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正在散播,各校已委任了布尔什维克书籍的经销人。”

  在这里,帝国主义分子对运动作了种种估计,估计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十月革命必然和已经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国革命仿照俄国的“过激派”行动起来,其危险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当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以后,帝国主义者便百般设法地加紧扑灭这个运动。他们认为这个运动将是“庚子之祸”。

  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帝国主义分子立即行动起来了,巡捕、万国商团、水兵等各种武装一起开动,“往来弹压”。驻上海的各国领事团,“将英美两国驻沪陆海军,调集分布各要道,实力巡防。”他们对中国人民滥肆拘捕、凶殴以至屠杀。为了扑灭运动,他们还纷纷调集和加派军舰来华,日本的军舰来了,英国的什么“蜜蜂”号也来了,法国的什么“窦碧依?窦当”号和“台斯德累”号也都来了。

  帝国主义分子除了直接干涉外,还假手北洋军阀来扑灭运动。6月上旬,北京各国公使不断向北洋政府“诘问”,上海各国领事也不断到交涉公署进行“交涉”,他们要求中国反动派从速镇压三罢斗争。

  北洋政府当然是惟命是从的。

  如前所述,还在5月底,北洋政府即下令各地加紧镇压爱国的人民,“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6月初,它再次要求各地严厉镇压运动,并特别指出要镇压工人的同盟罢工,“随事查缉,依法严惩。”

  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沪海道尹沈宝昌等反动首脑,纷纷利用各种手段,对运动进行破坏。他们叫嚣“上海已发生二次义和团”,对爱国的人民进行殴打、拘禁和屠杀;他们怕运动的影响扩大,加紧戒严和封锁,破坏一切爱国的宣传品,并严密查禁上海的往来邮电;他们还惧于“民情愤激”,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不断对人民进行欺骗;他们还勾结帝国主义者,并通过大买办从群众联合组织内部进行破坏运动。

  除上海外,各地军阀也采取了类似的破坏爱国运动的反动措施。

  但是,中外反动派的一切破坏活动,都对人民群众爱国运动无能为力,而一切卑鄙的镇压措施,都成了火上加油,使运动发展得更加猛烈,更为广泛。中国人民坚定的不可侮的态度,使一切中外反动派都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最后,连他们的生计也成为问题了。这样,人民群众的压力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

  在这里,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是狡猾的,它企图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来扩张自己的势力,具体地说,它企图利用中国人民的运动来除掉北洋政府的亲日派,以便建立亲美派政权。因此,当运动有发展到反对一般帝国主义可能的时候,即在它看来有所谓“遇有非法和过分的行动”的时候,它也和一般帝国主义一样,对运动进行破坏和镇压。但是,当运动能够限制在反日的范围内,而不发展到“义和团第二”的时候,这又是它欢迎和力所要求的。因此,当“六三”运动出现以后,北京的美国公使芮恩施指使其上海总领事,要求美国侨民对运动“既不要予以鼓励,亦不要加以反对。”芮恩施在6月9日下午4时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一方面说明上海“局势严重”,同时认为“对于中国这种全国性的广大运动,不可用武力来反对”。

  第八节 人民的胜利:从罢免卖国贼到拒签和约

  北京青年在5月4日点燃的革命火把,迅速传到全国各地,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在各界群众的愤怒抗议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当日午后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

  陈独秀同我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

  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上海各界闻听和约签字,于是又召开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示威游行。

  不管这些代表们怎么“遗憾”吧,和约总算是拒绝签了。

  卖国贼被罢免

  北京青年在5月4日点燃的革命火把,迅速传到全国各地,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全国青年和人民群众怒发冲冠、热血沸腾。“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在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反动派无论施行怎样的镇压手段,都无能为力了。

  在各地区的斗争中,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对反动派的威胁最大。

  在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中,以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劳动者,对反动派的威胁最大。

  还在“六三”上海三罢后不久,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于6月8日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即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

  上海地区的三罢斗争,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三罢的实现。而全国斗争的开展,又推动了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斗争的深入。

  6月7日,北京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讲到北京地区的情况时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气之奋兴,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侧闻罢学罢市,各省已有逐渐响应之虑,京师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动情形。”

  关于北京“暗有浮动”的情况,到6月10日就更加严重了。

  6月10日这一天,北京学生团体决定:“身背卧具往公府请愿,一、惩卖国贼;二、青岛不签字;三、不承认胡仁源为大学校长。如不允,即卧以待命,非允后不散。”

  6月10日这一天,北京各团体代表面见徐世昌,“陈述险象,恐生大变,乞纳民意,以息风潮。”

  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北京工人的斗争。以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为例。一些老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6月3日以后,卖国政府逮捕学生,上海工人大罢工。消息传到了长辛店,我们厂里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来这些天大伙早就没心干活,这时几个工人骨干和学生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一天中午,史文彬和陈励茂、张珍领着很多工人到大街艺员养成所的门口去集合,陶善琮也领着艺员养成所的学生出来了,大家上了大街……”“于是在长辛店大街上开始了第一次工人的游行,队伍里边也有几个工头,史文彬和陶善琮两人在前头领头,有一百来个工人,艺员养成所和车务见习所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后面。”“这次游行开了头,以后就游上了劲,三天两头尽游行,晚上还搞过一回‘提灯会’,也是个示威游行。”

  据当年长辛店救国联合会会长盛成的回忆,盛于1919年6月9日上午去天津,接受天津各界援助罢工的爱国捐款,下午回到长辛店,当地工人即酝酿罢工。当时任长辛店铁路工厂副厂长的刘家骥,系曹汝霖的女婿,他在得知工人即将罢工的消息后,即在电话中告知曹汝霖,曹得知此消息后更加胆战心惊,感到不去职是不行了。

  本来,全国“三罢”实现,特别是上海工人大罢工后,北京政府已有妥协之势,7日已释放被捕学生,9日有了免国贼职的表示。6月10日,北京政府开始下达处理国贼的命令,但是当日上午仅仅发布了一条准免曹汝霖本职的命令,这当然不足以平民愤。新闻界报道北京学界在当日的活动说:“上午,各学校学生拟齐赴公府,谒见总统,要求惩办曹、章、陆诸人。当由警察厅(告)各学校,谓免曹之命,上午准颁下,请即从缓。各学生遂即准备下午再行出发,准曹令既下,章、陆并无下文。乃由学生联合会曾举出代表六人,赴国务院、教育部两处,请见总理及傅次长。结果当局告以章、陆免职令立时可下,学生代表立即退出。”在各界群众的愤怒抗议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当日午后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

  从上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的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它是采取了一种敷衍塞责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适可而止。

  对付这种老奸巨猾的态度,只有坚决斗争。10日下午,天津总商会拍给北京政府一封急电,其中说:“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使北洋政府极为震惊。因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里的几十万工人大罢工将直接威胁北京,使其反动中央呈动摇之势。在这种“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发布了准免章宗祥本职的命令。在最后一次命令下达后,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惧的心情,急忙将以上三种命令带往天津,“提示大众,劝其开市。”这时,已经是6月10日的深夜了。

  曹、章、陆的被免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群众都为之一快。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还召开了公民大会,议决为卖国贼竖石碑,使之遗臭万年。“当场由众踊跃输金、饬匠赶办,已于前日制造就,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真〔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8年6月海宁公团立,一时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云。”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被罢免,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算是达到了一个。但是,山东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反动军阀们仍然盘踞要津。因此,斗争并没有结束。

  《北京市民宣言》和陈独秀被捕

  曹、章、陆的被罢免,就反动统治者来说,不过是缓冲之计。就在曹汝霖等被罢免的前后,段祺瑞、徐世昌都曾亲自至曹的寓所看望,慰勉有嘉。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皖系军阀仍然掌握着中央政权,那些步军统领、警察总监们仍然在北京城耀武扬威,镇压群众,使许多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因此,学生们的导师、中国思想界的先驱们,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便进一步提出了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的问题,在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是这样说的: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这个宣言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幻想,“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但它最后也提出了“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目标,指出了运动的方向。这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

  《北京市民宣言》由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于6月11日到前门外等繁华街道、场所去散发。《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都亲自参加了这次散发活动。

  陈独秀、高一涵等,是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的。

  李大钊等则是到城南游艺园散发的。

  “新世界”游艺场,座落在前门外珠市口西,香厂路和万明路的交接处。这座游艺场是一位广东商人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建造的。主楼共四层,有剧场、电影场、曲艺场、餐馆、茶楼、商店等;在夏季,三、四层上还有屋顶花园。陈独秀于6月11日晚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就是在这里的屋顶花园上。

  陈独秀散发传单,被反动派的暗探当场逮捕。高一涵回忆陈独秀被捕情景时说:“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哪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眼看到邓初一人,还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为此,《新青年》编辑部(即陈独秀住宅)当晚也遭到了搜查。陈独秀被捕监禁了近三个月,李大钊也因此出京到昌黎五峰山躲避了一个时期。陈被释放时,李也已回到北京。在李的帮助下,陈出走上海。

  思想是无法禁锢的。反动派虽然能够逮捕和监禁散发传单的人,但是传单上所宣传的思想却不胫而走。反动派的暴力,只能激起爱国群众的更大愤怒。全国校友会联合会在致徐世昌要求释放陈独秀的电中说:“陈独秀被捕,士林惊骇。持论是否偏激,国人自有公评,不得横加摧残,防民之口,其可得乎?”北京学生在给警察厅的公函中,指出捕人加罪之举,只能“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的通电中,指出:“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许多抗议通电,称这次捕人事件为兴文字狱。章士钊在给北京某要人的电中说:“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盛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

  对于陈独秀被捕的原因,李达曾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加以分析说:陈独秀先生是什么人?大家都晓得是一个‘鼓吹新思想’的书生。

  “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么缘故?因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缘故。”

  “‘鼓吹新思想’的书生,北京政府何以要捕他呢?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是顽固守旧的政府、卖国的政府。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北京政府为了这样,卖国的举动不大方便。所以,忌到这位‘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想把‘莫须有’的事随便戴在陈先生的头上,说是在他家里发见过激派的书籍印刷物。这事并不是真的。要把陈先生做个标本,来恐吓许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

  广大群众是不会因为反动派的捕禁而沉默下去的。就在曹、章、陆等卖国贼被罢免后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拒签和约运动,又紧接而起了。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根据运动的发展,各地的学生们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了。

  还在6月1日,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即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召集全国学联的筹备会,“议决名称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并发电各地联合会,请于两星期内各派代表二人来沪,商订章程及办法,再开成立大会。”

  6月12日,上海人民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示威游行,并行开市。

  同日,在上海的全国学联筹备会召开常会,“多数以为此次要求,一为外争外交,一为内惩国贼。今外交既未脱离悲观境界,国贼亦止于准免本职,揆诸最初之希望,百未一达。”筹备会在致各省各团体的通电中,指出:“如曹、陆、章辈,实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树铮实为元恶,倘不除恶务尽,虽有华盛顿莫与维新,陈东等之伏阙上书宁有济耶?”

  6月16日下午2时,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六楼召开,计到有北京、上海、留日学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济南、嘉兴、松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宁波、河南、唐山、苏州、扬州等各地代表共五十余人。

  除各地学生代表外,参加大会的还有许多来宾,计有教育界人士蒋梦麟、黄任之(炎培)等20余人;商界人士10余人;工界人士6人;报界人士戈公振等10余人。还有个别外宾,如教会学校的教职员等,也来参加。

  许多学生代表和来宾都在这个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表明了各自的态度。

  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会上强调:“我辈宜去虚荣心而牢守坚忍心。”

  上海学生代表何葆仁说:“中国社会不良,卖国贼必不能止绝。故本会以改良社会、正人心、敦风俗为主旨,当与中华民国终始。”

  教育界代表黄任之强调:“无论何种团体,融洽一致最难,内部一有猜疑,对外即无能力。”

  教育界演说的另一代表蒋梦麟,则宣扬英美的影响,他说:“杜威博士曾劝我辈尝以英文论著送英法美诸国,引动友邦对我中国学生表同情”;又说:“中国学商工各界之活跃,实美国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

  商界两代表演说,“以任劳与修德两端相勖”;工界两代表演说,则希望工界能像学界举行“公开联合大会”。报界代表发表演说时也说:“商则应去贵族商会而别成一平民商会,此上海人士之公言也;工则处此万国劳动同盟说盛行时代,我国更应急起直追,俾不至以地位悬殊而见屏于世界各国之劳动界。甚望商工两界亦能早自设备,如我学界之联合开大会耳。”

  6月18日,全国学联召开选举职员会。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当选为正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学生代表陈宝锷当选为评议长。干事长则照章由会址所在地(上海)的学生会评议部选出。

  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运动。

  拒签和约运动

  工人们在罢免卖国贼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继续表现得非常坚决和英勇。他们认为,三罢斗争的目的,不能止于罢免三个卖国贼。“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有的工人大声疾呼:“徐世昌去职难成事实,签字势在必行。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