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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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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天安门前争国权!五四狂飙孕新生(20)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由于5月4日以来人民群众表示的巨大威力,使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和北京政府对签字问题都不能不有所考虑。但是,北京政府考虑的结果,却认为签字比不签字好,“若竟拒绝签字,不惟有负各国调停之苦心,抑且不啻自绝于国际联盟之保障,各国将来更难过问。”

  因此,这个惧外、媚外的北京政府,竟然于6月17日电令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按照帝国主义的意旨,在和约上签字;23日,再令代表“相机办理”。24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申述主张签字情形,说什么:“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又说什么:“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

  北京政府的可耻态度,再一次激起了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潮。

  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因此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特别积极。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请愿团进京,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

  6月19日,山东请愿团80余人到京,代表的团体计有:

  一、山东省议会;

  二、山东教育会;

  三、学生联合会;

  四、山东总商会;

  五、济南商埠商会;

  六、农会,等。

  6月20日,山东80多位代表持以下三条件,向总统府请愿:

  一、拒绝和约签字;

  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

  三、惩办国贼。

  但是,徐世昌拒绝接见,代表们受到卫兵、军警的种种阻挠。反动派的卑鄙措施,更加激怒了充满爱国义愤的各界人民,代表们齐声大呼说: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有的报道,还作了这样的描述:各代表无法,只得跪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下大雨,一小时后,各代表尽陷于水污泥淖之中,痛哭失声,闻者悱恻。在代表们的坚决要求,并“继续伫立数小时之久”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不得不答应了“接见”,但是须“改定日期,限定人数”。

  6月21日,山东全体代表到国务院,并推举5人面见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总理钱能训已于6月13日辞职),提出前述三条件。23日,山东代表推举六人面见徐世昌。详细诉说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暴行,坚决要求实现三条件,并说:起程之际,我东民父老昆季姊妹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嘱代表等,请求不遂,不得生还。25日,山东代表六人再至国务院见龚心湛,要求拒绝签字之保证。

  山东代表的请愿活动,使北京及各地人民再一次行动起来。

  6月27日,北京各界举行联合请愿,参加的团体计有:

  一、山东代表请愿团;

  二、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

  三、京师总商会代表;

  四、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等。各界代表达数百人。同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也派了10位代表(包括女界同志会代表2人)到京,参加了联合请愿的活动。

  联合请愿的代表们,推举了10人(一说11人),面见徐世昌,但徐又拒绝,只派了一个教育部的次长接见。反动派这种敷衍的态度,当然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学生和各界代表们守候在门前坚持不散。直到6月28日,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了10位代表。但是,徐的答复仍然含混,“各代表出新华门报告。在外之各代表,则多认为答复不切实,颇不满意。”

  当山东、北京各界代表联合行动的时候,上海各界人民也积极配合。

  6月21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界各团体集议,表示一致反对和约签字,除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各团体还向和会的中国代表拍发了要求不签字的电报,电文中说:“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

  6月27日,全国学联和上海各界人士以签约时间将届,纷纷集于沪西公共体育场,召开了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各地的学生代表和上海各界代表纷纷发表演说,并以上海学商工报各界大会名义致巴黎的代表:“务请抵死坚持,否则国人必有以待公等。”大会还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速开国民大会。7月1日(这时,巴黎中国代表拒签和约的消息,尚未传来),上海各界闻听和约签字,于是又召开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示威游行,学生们和各界代表愤激地提出了各项拒约救亡的主张,一位工界代表在大会上说:“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

  除山东、北京、上海外,其他许多地区也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就曾收到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000中通拒签和约的电报。

  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不仅受到国内群众爱国运动的巨大压力,还受到中国留法工和学生的直接牵制。

  6月28日,为巴黎和约签字之日。中国代表住所为工人和学生所包围,因此被迫不能赴会签字。这一过程,以下两种记载都可说明。

  《时事新报》7月6日载:“据说二十八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吾们(指工人学生)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因此专使不敢出门,二十八日未曾列席,这与官电的报告都说二十八日专使没有出席,是很近似的。”

  《民国日报》7月7日载:“至德代表莅法之日,我国旅法华工万余人纷纷集议,向各专使请求拒绝签字。翌日(即全约签字之日),旅法华工集合至三万余人,奔走呼吁,其结果则我国专使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云。又据其使馆之消息,尚谓华工曾经将专使寓所包围,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云云。”

  以上两种记载,细节虽略有出入,但大体相同,代表被迫不能赴会签字,是一致的。证之陆征祥等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也说:“详审商榷,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群众给予代表团以压力的说法基本可信。

  中国代表团在拒绝签字后,还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写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一百五十六、七、八三条款,莫如不签字。中国全权之此举,实出于不得已,惟于联合国团结上有所损失,殊觉遗憾。”

  不管这些代表们怎么“遗憾”吧,和约总算是拒签了。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事件,也是一切侵侮、轻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从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的爆发,经过6月5日三罢斗争的实现,到6月10日曹、章、陆的被免职,再到6月28日和约的拒绝签字,作为五四爱国运动来说,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当然,斗争仍然没有结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但是,作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来说,即拒绝签约,挽救山东于危亡,却不能不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学生们提出了打倒曹、章、陆等卖国贼的口号。反动派虽然对学生施行了逮捕、监禁等各种暴力手段,但终于制止不住强大的群众革命洪流,而被迫罢免了三个卖国贼。正如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般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起草制定的,过去,中国的卖国政府,对这类条约,是从来不敢置一言的。但在群众的压力下,中国代表竟然在《和约》上拒绝签字,这在历史上确实是空前的,为一切帝国主义者所震惊。没有强大的群众革命洪流,这也是做不到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通过实践斗争,人民群众的觉悟大为提高,感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李大钊在7月1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第二,在运动期间,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给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的电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吴佩孚是倾向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和亲日派的皖系军阀是有矛盾的,他向徐世昌发此电文,当然有自己的目的,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几句话是说得不错的。北京总商会6月7日在给北洋政府的呈文中说:“水能载舟,方能覆舟,民气之奋发,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这几句话说得也是不错的。反动派企图用刺刀、皮鞭、监禁,来封住人民的嘴巴,其结果是,捕一人而千百万群众起,压一地而全国运动兴。革命洪流冲决堤口滚滚而来,使反动派面临灭顶之灾。

  第三,镇压群众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五四运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的无数次的历史事实也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试看,曾经镇压过群众运动的军阀们,后来又如何了呢?

  第九节 对鲁案、闽案的声援:五四爱国运动的延续

  太阳快西落的时候,来了一群“乌鸦”,个个都穿着黑大褂,横眉竖眼。

  军警们蛮横地用枪托驱逐群众。

  这时新华门前,警卫森严,府门紧闭,道道防线,如临大敌。

  马骏上前和警卫队长讲道理,他无言可答,砰的一声把小门关上了。

  军警们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就把马骏抓住了。

  雪片似的通电纷纷打给北京政府,提出斥责,抗议逮捕人民代表,要求立即释放。

  囚房,看去很像一座座阴森森的地狱,里面又黑又臭,不可胜言。

  毛泽东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马良最无良

  从北京5月4日的学生游行,到6月28日巴黎和约的拒绝签字,运动是可以告一段落了。7月22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终止罢课宣言:“一俟秋高气爽,各校循例开学。”但是斗争远远没有结束,随着各地惨案的不断发生,群众运动又不断掀起高潮。1919年下半年内,影响较大的有山东惨案(8月)和福建惨案(11月)以及全国各界对这两次案件的声援。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控制的地盘,山东督军张树元、二师师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都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8月间,安福系的屈映光又接任山东省长,据当时报载:“安福为媚日起见,拟将鲁省各官缺尽揽归该派所有。据最近消息,屈映光已允将该省各现任知副一律更动,悉以曾经留学日本人员代之,以便于对日亲善,据说此即安福许屈为鲁省长之一条件。”

  济南市有一家《昌言报》,是安福系的喉舌。五四运动爆发后,除日本办的《济南日报》为日鼓吹外,济南的其他报纸(如《大东日报》《民政日报》、《齐鲁日报》等)都对群众爱国运动表示鼓励和支援。惟独《昌言报》唱反调,对运动加以攻击,骂学生是“狂热”,并主张军政当局对学潮应予武力镇压。《昌言报》的反动言论,激怒了爱国群众。7月21日上午9时,济南学、商、工、农以及市民共约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会后,群众齐奔《昌言报》馆,将其主编、经理等一一缚住,背插亡命旗,上书“昌言报馆卖国贼×××”,游街示众,最后送至省长公署、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不过,当日下午4时,审判厅即将他们取保释放了。

  《昌言报》事件,触怒了反动派。7月22日,山东督军张树元,以学生强据省议会开会、驱逐议员和群众结队捣毁《昌言报》为借口,特专电北京政府请颁布戒严令,说什么:“遵照戒严令,取缔一切,并派兵驻护省议会……倘再有聚众扰乱,肆行无忌者,应请准按照戒严法随时办理。”等等。25日,北京军阀竟无理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济南镇守使、第二师师长马良为戒严司令。

  杀入不眨眼的刽子手、丧尽天良的马良,上任之后,立即派兵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捕去会长马云亭及爱国积极分子朱春祥、朱春涛三人。

  马云亭是济南正觉寺街保安堂药铺坐堂先生,朱春祥是清真寺北大寺理事,朱春涛是春祥的胞弟。他们三人都是回民,被捕后受刑很重,并在8月5日都被枪杀。他们在赴刑场的途中曾大声疾呼:“我三人此次纯系爱国举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犯何法律?竟将我枪毙,实为我民国富强前途大有阻碍。”当时沿途观众,听到他们的讲话,都报以热烈鼓掌,表示同情和支持。这三人被捕时,曾有回民马某,前去探监,也被拘留,并曾陪决,事后因此精神失常。马良还亲自率领拳术队到西关回民聚居区巡查,发现回民骂他的标语或漫画时,即乱劈乱砍。

  马良在杀害马云亭等三人后,还洋洋得意地说:“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

  接着,马良又到各学校召集学生训话,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拥段(祺瑞)的,段先生参战有功,谁若反段,就是我的对头。”他还说:“谁反对我,就逮捕谁。国家大事用不着你们管……不好好念书,这是造反……”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便有学生纷纷起来反驳:“我们是受良心的驱使!”“是中国人就应该爱国,试问爱国有罪吗?”马良被问得恼羞成怒,立即命令大刀队,痛殴质问的学生,结果引起全体学生的反抗。

  (摘自《五四运动史》)

  北京的请愿斗争

  马良的滔天罪行,不仅激起山东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仇恨,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还在8月4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就致电国务院,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电中说:“山东无故宣布戒严令,借端蹂躏人权,压抑民气……请立饬山东撤销戒严令,并对于该省长官颟顸之举,即予查办,以维人权,而伸国纪。”

  由于天津爱国运动不断高涨,而且又接近山东,所以山东的爱国斗争首先得到那里的声援。为了要求取消戒严令和惩办马良,山东学生及各界代表,联络天津各界代表郭隆真等人,去北京请愿。他们到北京后,又联络了那里的学生代表和唐山、良乡、山海关等地的在京代表,于8月23日至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戒严令,撤换马良并治以应得之罪。

  这天早晨代表们齐集总统府门前,照例送进请愿书,门前军警森严,代表们感到情势不好,递请愿书时,门警极为凶横,周旋交涉了一整天,不但不予见总统,还要驱逐请愿代表。显然,马良枪杀爱国人民就是受北京政府指使的,代表们要求惩办马良,也就等于要求惩办北京政府的卖国头子。天津学联对此是早考虑过的。所以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意外。

  代表、学生和各界群众,在总统府前与卖国政府说理斗争,对过路群众讲宣传。

  太阳快西落的时候,大队军警包围了代表们,接着来了一群“乌鸦”,个个都穿着黑大褂,横眉竖眼,这些都是便衣侦探。

  不一会又来了大队军警直向请愿代表拥来,紧跟着“乌鸦”也跑了过来。

  全体代表无辜被捕了。但是代表仍不顾一切地奋力挣扎,大声疾呼:“人民爱国无罪!为什么逮捕他们?”“山东济南马良枪毙爱国人民,政府不但不惩办,今天反又逮捕请愿代表!”“人民爱国难道有罪,是违反宪法的吗?”

  市民们看到卖国政府无理逮捕的暴行,听到请愿代表的正义呼吁,也义愤怒吼。他们紧跟着军警,高呼声援代表们的口号,不肯散去。军警们蛮横地用枪托驱逐群众,可是无效。

  这时,天津各团体的负责人,尤其学生会会长们和《学生联合会报》编辑部,都焦虑着等待请愿的消息。

  代表请愿的成功或失败,对于学联会报,都是重要的主题。并且在思想上也有所准备,因为当时都认为这次的请愿,对爱国运动是关键性的决战:压迫下去,或者高涨起来。

  长途电话来了,马骏跳起来,抓着耳机:“喂!喂!啊,北京学生会,我是马骏,请说罢,怎么样……都被捕了!不出所料。好!我们立即准备下一步的行动。”耳机放下了,大家听到代表全部被捕的消息,都激动起来了。

  周恩来同志却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了起来。马骏更知道自己的责任,这一次去,既要营救被捕代表,也要表示爱国的人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来唤起更多的民众。立即表示要亲自带领代表再度进京,他说:“倒要看看卖国政府的监狱里,能不能容得下这些人。”大家都笑了。

  《学生联合会报》号外出来了,全街在叫喊!“学生会报号外!号外!”“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都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营救被捕的代表!”卖报的人们也成了宣传员。这一喊,每一个角落的人们,都愤怒了!人手一张号外,个个摩拳擦掌,大骂卖国政府。

  男学生,女学生,各界人士,都跑到自己的团体,要求参加集体请愿,进京向卖国政府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代表,惩办卖国贼马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群众的斗志昂扬,绝不屈服。1万多人,众口一词地积极要求参加请愿的斗争。

  各界联合会也召集各团体的负责人商讨下一步的行动。因为考虑到交通问题,最后确定一半人数赴京请愿。

  请愿队伍由马骏带领,在25日分批赴京,依指定地点,集合行动。

  8月26日,北京学生汇同天津请愿学生,共有三四千人,公推马骏为行动的总指挥。在出发之前,马骏向大家说明了这一次请愿任务的艰巨,要求大家以万众一心,团结成铜墙铁壁,准备战斗,准备牺牲一切,要达到释放代表和惩办马良的目的。

  大家一致高呼:“不达目的不止!完全听你的指挥。”有人表示:“如果需要,我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迟疑!”然后整齐队伍,以豪迈的步伐,向卖国政府的总统府进发。

  这时新华门前,警卫森严,府门紧闭,道道防线,如临大敌。最外边是“乌鸦”“探狗”,腰藏家伙,在街道上鬼鬼祟祟,东张西望。

  第二道是保安队,枪上刺刀,来回走动。大门前站着两排警察,手持匣枪,虎视眈眈。

  总统府前,一片杀气腾腾。代表们对此视若无睹,从从容容,挺身前进。

  走到府门口,从旁边的小门,递进请愿书。但被拒绝了。警卫队长说:“总统不能接见,你们最好回去。”

  代表们说:“我们是来见总统的,没有和你交谈的必要,你只有执行职务,把请愿书呈上去,我们等待回答,非见不可。”

  警卫队长竟威胁说:“如果不走,就是扰乱总统府的治安,地方有责任维持秩序,要干涉你们的。”“我们是为爱国,是来请愿,并未扰乱治安。要无理的干涉,也请便,我们要怕你们这一套,还不会来呢!”马骏上前和他讲道理,他无言可答,砰的一声把小门关上了。

  学生和爱国人民的力量是雄厚的,请愿团的意志是坚定的。军警保安队的头子们,用了三花脸的态度,和人们周旋,用软语劝告、欺骗,或蛮横威胁,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代表们除向总统府请愿外,还有大批爱国青年分别包围了国会和国务院。

  请愿团不分昼夜,始终坚持不去。慰问的人民络绎不绝,吃饭饮水,都有人送来,开始军警阻挡,不准送进去,但看到群众越来越多,势不可挡,只好让慰问团把食物送进去。代表们坚持斗争了两天,马骏把几千个学生群众,团结成钢铁般的阵营。全体代表,也都成了讲演队员,到处宣传。群众越来越多,讲演得越起劲。马骏向人们高呼:“同胞们!我们的爱国救国,不仅仅是拒绝巴黎和会的签字,或罢免三四个卖国贼就算完事了。请大家看我们的政府吧,在列强各国欺凌我国的危急存亡关头,人民群起保卫祖国,政府竟指使地方当局,不是枪杀,就是逮捕。我们的国已不国了,人民如果再不群起自卫,我们就将要成为万劫不复的亡国奴隶!我们大家要宣誓:政府如果不能保国卫民,我们就反对它;政府当局,如不俯顺民意,我们都以卖国贼对待!”

  群众们像群狮似的怒吼了。“你说的对!我们要自卫,要坚决誓死奋斗,绝不屈服!”鼓掌的声音,震得地动山摇。

  斗争持续到第三天,请愿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反动统治者无奈,恼羞成怒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于是调动了全城的军警、保安队,开始镇压请愿团。

  他们由新华门紧缩包围圈,把群众压迫到天安门。

  但是天安门前地方更宽敞了,围观的群众来的更多,展开宣传讲演更为有利。在天安门前,石狮的座上,华表的座上,都成了讲坛,都成了号召爱国奋斗的司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