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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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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天安门前争国权!五四狂飙孕新生(22)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从实践上看,最早发动这种联合的是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是在6月18日成立的,它在各地成立的各界联合会中是较早的一个。它在成立后,不仅积极组织代表进京请愿、从事拒签和约运动,而且连续派出代表到各地联络,推动各地各界联合会的建立,如韩致祥(麟符)曾被派赴外地活动数月。经联络各地各界人士的努力结果,到9月份,“其已成立各界联合会者如下:石家庄、太原、汉口、南昌、九江、安庆、杭州、南京、镇江。其尚在组织中者如下:开封、芜湖、上海、郑州。”同年9月中旬,又派出刘清扬等三人到上海,和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起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鼓吹建立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重要性。当时前来上海参加筹备工作的还有湖北代表施洋等人。

  6月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对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它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一起,曾先后派许德珩、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江西、湖南、武汉等地,依靠各地学联,促进了那里的各界联合会的建立。

  到11月中旬,各地建立的各界联合会组织已达50多个。

  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到有十几个省的各界联合会的代表,共数十人。

  刘清扬主持了大会,她在致词中指出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宗旨是:

  “(一)救国家于水火;(二)促国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

  孙中山的代表和章太炎也曾到会祝贺和发表演说,他们的讲话虽然指出了人民团结和行动一致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强调恢复国会和“护法”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关键”。

  其他代表在祝词中也都强调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重要作用,有的还指出“不可将工界看得太轻”,正是“因有中国三十万华工在外做工”,中国政府才得以派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施洋当时是湖北代表,又是筹备员,他在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过程中,建树很多。该会的“组织纲领,函电宣言,以及劝告全国农工商学界文字,亦多出自伯高之手”。由施洋起草,为大会一致通过的《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宣言》中指出:“今之世界,端在多数国民之自决,决非少数人所能支配。故群众自动,已成世界人类图存之定义。”宣言回顾了:“数月以来,国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虽受种种压迫,不少顾却;大义当前,决不退让”,从而指出:“人类之精神贵团结,不取涣散,而尤赖有正当之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而建立的,它的性质,“纯为平民之组织”,“一洗从前崇拜首领之旧习,以力谋公众之幸福,不受少数人之操纵。合各界为一体,以觉悟人群为主旨。”

  大会产生之联合会机构,分评议、执行二部。施洋、刘清扬等都在其中任职。施洋被选为第一届评议部主任,不久(12月9日),又被选为常任委员(常任委员共九人),负责日常会务工作,他的“热忱毅力,夙所共佩”。

  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后,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爱国运动的延续和发展,被反动派视为“内地屡次发生风潮”的“根据地”。直至1920年5月6日,它在京沪反动当局和法国使、领馆的密谋下,才被查封。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和筹建人员中,虽有许多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参加,但其性质仍然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群众组织。从其宗旨、宣言和活动来看,还看不到受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这个组织的建立却反映了当时群众爱国运动的一种总趋势,即由各地的自发斗争进一步组织起来。特别是反映了群众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大联合”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当他们一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时,就将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无敌于天下,什么帝国主义、军阀,都不在话下。

  对闽案的声援

  鲁案未平,闽案又起。

  在19世纪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乘机扩大势力,更不许福建有任何反抗行动之发生。

  1919年11月间,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并有时焚毁日货。但驻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团,竟于11月16日午后六时,集众数十人,持械寻衅,故意与学生发生冲突,结果击伤学生七人,击毙一人,并伤市民多人,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驻福州的日本侵略当局,不惟不对凶手严加惩治以谢罪,反而电请本国政府借口保护日侨派舰来闽,进行讹诈。为此,福州学联向全国各地的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电求援,电文说:“……衅由彼开,损失均在我国……只论强权,不问是非,军阀卖国政府昧心隐忍,与之交涉处处让步。虽因外交暗弱,究竟由于亲日关系造成失败,不能彻底坚强抗争,反而摧抑民气。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责任……”

  闽案发生后,全国各界联合会于当日便接到福建学联的急电。因此,联合会自11月17日起,便连日急电各地团体、报馆,请一致声援。23日,它又为闽案向各地发出通告,呼吁“速开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决不供给日本一切米粮煤铁及各种原料”。全国学生联合会也于12月1日就闽案电各地学联,要求“每日多派学生游行演说,痛陈日人并吞吾国之野心,此次在闽之横暴,唤起国人一致力抗”;“对于日货须特别加以抵制”;将各地一致赞同之解决闽案八条件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促其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

  闽案消息传到北京,引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慨。11月29日,北京学生约5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分为30队游行示威。这次游行,在人数上,是比较多的。在组织上,学生们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有负责发布新闻招待记者的,有负责救护的,还组织人专门负责侦察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警的动静。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了100多种传单,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在《泣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今青岛何如者?吾福建又如此矣!福建之被蹂躏,原闽人意料所及,故虽死亦心甘。特不抵抗以死,实贻我同胞羞,遂不能不奋斗。奋斗矣,又恐力弱致败为同胞累,遂不得不求助。凡所以为自卫计者,请共努力行之,我闽人愿尽死以活同胞也。”联合会还提出了“抵货十人团”的办法:

  一、宗旨: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用日币,不接济日本原料和粮食;

  二、组织:十人一团,举一个代表,负连带责任;

  三、责任:团员及自己家庭绝对实行本团宗旨,每人并须劝导十家实行本团宗旨;

  四、报告:各团进行结果,报知各地学生或其他团体,由学生会或其他团体公布之。

  12月7日,学生们又联合北京爱国商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换日本驻福州的领事,要求日本惩凶、道歉,并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还决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卖日本货,并由北京大学等20多个团体,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关于12月7日的这次天安门大会,人数空前,影响很大。中美通信社的报道是:“是日不期而(与)会者共有七十六团体,人数共达十万,于斯可观民气之盛。”当日,“各界所发传单,计有五六种之多,所携小旗上书‘众志成城’‘福州问题严重抗议’‘山东问题反对直接交涉’‘打破强权’‘时日曷丧’‘准备宣战’等等字样。”

  天津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州学联的来电后,立刻在11月30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同时复电福州学联,表示慰问和支援;并电北京政府,促其对福州事件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12月20日,天津国民大会在南开操场举行。即有各团体的代表和演讲员轮流在五个讲台上演讲,详述福州惨案经过,听者无不义愤填膺。下午两点正式宣布开会后,又有各团体相继讲演,并通过了致北京政府和复福州学联的通电。会后,当场焚烧了自五四半年多以来因违约而被没收的日货。“在场焚烧日货约有十余车,内有肥皂盒、脸盆、手巾、东洋钟等。”焚烧日货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达数万人,包括学生、工人、商界、报界、宗教界、教育界等170多个团体,其中有30多个学校的学生(包括小学生)和商会的80多个行业的公会,还有一部分码头搬运工人、人力车工人、油漆泥瓦工人等。游行队伍各举旗帜,高呼口号,情绪之激昂和热烈,为五四以来所仅有。各马路商店,亦都休息半日,在门前备好茶点,欢迎并慰劳游行队伍。

  天津国民大会曾散发一《宣言书》,其中写道:“五四运动以来,吾津设各界联合会为全国倡,诸君子惨淡经营,奔走尽瘁,半载有余,而沪上全国各界联合会始告成立。天下事,有志竟成,精神所注,金石为开,此已足见吾国民程度之猛进非常矣。今则于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之后,又值闽事发生,各省纷纷开国民大会,吾津人士,亦义愤填膺,起而为外交后盾,则国民自决之进步,固吾中华民国之大幸也。”宣言在提出“力争闽案”、“严防直接交涉”、“抵制日货”三项宗旨之后,号召说:“救闽也,救鲁也,救国也,皆自救之计也。自救之效果,皆须由自救之宗旨而取得之。嗟呼!吾国有卖国贼盘踞于中,有日人窥伺于外,又有凉血动物出没于社会,国亡无日,可为寒心。吾数千万同胞,如其愿亡国、亡身,自处于奴隶牛马之列,则亦已矣!否则,则各发天良,各争义愤,视闽事、鲁事如己事,一致对外,而不容恶政府之通敌以误国,庶几吾黄帝神明之遗胄,或可绵延而勿绝也。死生存亡,视此一举,惟请诸同胞,亟起而图之。”

  “福建惨案”消息传到山东后,山东各界即在12月3日召开大会,表示对闽案声援。接着山东学联发出通知,号召各地学生来省于12月25日开联合大会,并拟召开全省国民大会,以声援福州学生,加强闽案交涉。但济南反动当局竟于23日将学联取消。学生要求恢复未准,遂于24日一律罢课,并拟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命军警包围各校,阻止学生外出。学生奋不顾身,冲出重围,被军警殴伤多人。

  济南学生在要求恢复学联的同时,又提出在新年放假期间联合演唱新戏进行募捐的要求,但这项活动又遭反动军警的破坏,学生被打伤多人。这一事件,引起各校教职员的极大愤怒,宣布自1月2日起停职罢教。最后,反动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予肇事人员以处分,给学生损失以一定赔偿。教师、学生遂于1月19日复课。不久,寒假已到,运动受到一定影响。

  上海距离福建较近,消息也较灵通,声援活动也进行得较早。11月23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上海各界大会,并邀请了福建代表报告“福州惨案”经过。大会从下午2时开至6时,最后决议提出八项要求,要北京外交部迅即交涉、坚持,其电文如下:

  “北京外交部鉴:福州日侨击毙我国学生,并伤商民军警,彼国政府反派军舰前往。此间各界异常愤激,特于本日在公共体育场开大会,到者三万余人,公决应向日本政府要求八条”

  (一)更换驻闽日领;

  (二)由日本政府谢罪;

  (三)慰恤死伤者;

  (四)惩办犯罪日人;

  (五)保证此后日商不得携带武器;

  (六)惩罚驻闽日领署警察长;

  (七)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

  “(八)限日本军舰军队离闽。即乞尊重民意,迅即提出交涉,始终坚持,誓达目的,慎勿故示弱点以辱国招祸也。上海各界大会叩。漾(23日)。”

  12月2日,上海学生会评议部还作出了如下的决议:

  “(一)福建交涉实中国存亡之关键,唤醒国民,激励民气,决非一日之游行演讲足以藏事,故议决通告各分会,自本月三号起停课四日,全体出发演讲,散发传单,及要求各路商店填写永不进日货之志愿书。(二)各分会宜于停课期内,从速组织国民军,其办法宜仿照童子军,编列号目队数,设一总司令主持一切。”

  除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外,全国各省许多地区,如南京、松江、长沙、苏州、杭州、开封、广州、嘉兴、南昌、如皋、武汉、九江、长辛店、南通、镇江、昆明等地都展开了声援闽案的活动。所以,这一运动的声势也是浩大的,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殿军一战。12月17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致各地各团体的电文中,提出三项“自卫之方”:“一、以演说、游行、传单等促全国人之觉悟;二、积极抵制日货,不供给日本米粮煤铁及种种原料,以促日人之反省;三、赶办学生军、商团、民团,以厚人民实力。”联合会号召各地“一致进行,以收众志成城之效”。从这个电文来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锻炼的人民群众,觉悟又有了很大提高,已提出“赶办学生军、商团、民团,以厚人民实力”的要求了。

  声援闽案的斗争后,爱国运动还在持续发展,如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声援天津学生反对反动派镇压、逮捕学生等运动,也是很有声势的。但作为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来说,到1920年,已是尾声了。

  (摘自《五四运动史》)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是由谁领导的呢?毛泽东曾对此作过生动的论述。他说:

  (此时)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称陈独秀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舆论等方面的准备,而且直接参与发动了5月4日的上街游行示威。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噩耗传来时,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义愤填膺,怒火中烧。5月2日,北大学生2000余名举行集会抗议,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杂感》一文,鲜明地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5月3日,陈独秀为《每周评论》写了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评论,指出:

  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宣言,都成一文不值的空话。

  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即巴黎和会及国内正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的直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学生们虽然在5月3日还不能直接读到陈独秀的这篇文篇,但其中的思想在他们中间早已广为流传。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

  “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各院校的青年学生代表,在‘五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

  正是这个小组,在五四运动的发动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从5月4日到6月上旬,陈独秀和李大钊利用《每周评论》这个阵地,组织舆论支持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奋笔疾书,为五四运动呼号,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

  6月3日、4日,北京学生团上街演讲。800余名学生又遭军警逮捕,分别关押在北大法科讲堂和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消息传出,陈独秀无比愤慨,对被捕学生十分关切。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这篇富有哲理的檄文,一时间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鼓舞人们。

  陈独秀这位敢说敢为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下,像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也“直接行动”起来了。当五四运动波及全国,三罢斗争日益高涨时,他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连夜同高一涵到北京嵩祝寺旁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了。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

  《北京市民宣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斗争纲领,影响全国,鼓舞人心,指明了人民斗争的方向。

  陈独秀的“直接行动”,早已引起京师警察厅注意并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

  据探报陈独秀等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并在大沟头十八号设立印刷机关实属妨害治安,立即按照所开地址,分别按名严密监视,并将该印刷机关派员检查,以遏乱萌。下开列:

  陈独秀闻住一区界内未知确否;

  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及邓康、陈为人等名单和住址。

  在此之前,即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时,陈独秀在沪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道:

  “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恶浊之社会也。”

  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明知处境险恶,但他勇往直前不退缩,像普通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于6月11日晚,在新世界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一场灾难从天而降,他身体力行地书写了真正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的被捕如同重磅炸弹爆炸,引起全国震惊。自6月13日起,北京《晨报》《北京日报》、上海《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福州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以显著位置发表消息、评论,刊登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的通电与函件。顿时,群情激愤,“函电交驰,多方营救”,强烈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据理为陈独秀的革命行动辩护,要求立即将其释放出狱。安徽各界也纷纷投入营救活动,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为安徽人,于是旅京和旅沪皖人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安徽省长吕惆元也致电吴炳湘:

  “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毛泽东在他所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专门撰写了《陈独秀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称赞陈独秀当时在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他指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说:“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答他。但是,“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结尾又热情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被捕引起孙中山的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

  “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听了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北京反动当局的种种阴谋终未能得逞,不得不于9月16日下午4时,将陈独秀释放出狱。

  98天铁窗生活,使陈独秀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同时,他也冷静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其未来,对日后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他应邀秘密到武汉讲演,但国内各大报均以大字刊登消息,引起北洋政府更加不安,于是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待他回京时再加逮捕。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发觉后,立即告知李大钊,李大钊与高一涵等紧急商定,派人到火车站将陈独秀巧妙地接至他处,方免再被逮捕。北京不是陈独秀久留之地。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发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得发亮,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则跨坐在坐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佯装成出外收账的商人模样。骡车得得地前行,沿途关卡处以及住店食宿,一切交涉均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开口讲一句话,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这样一路顺利到达了天津,陈即由天津乘轮前往上海。在送往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心心相印,相约分别在南北方联手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大业。

  (摘自《中国百年政治风云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