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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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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 九州同忾讨国贼!英烈血沃天安门(8)
发布时间:2019-08-13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枪声停止后,我等了四五分钟,将门轻轻打开,向外冲了出去。只见小院里和广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被打死打伤的学生,那些士兵都在忙着搜取死者、伤者的钱包、手表、眼镜,连毡帽、围巾也在所不免。有两个士兵由广场上拖着一个学生尸体进入小院,一个拖着左脚,一个拖着右脚,可能也是为了“打财喜”。我由他们身旁跑过,他们也没管我。

  回到学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学李如锦的腿被打断了,被送进协和医院。范士融一直没有回来。学生会在死者名单中清查,打电话到收容受伤同学的各医院询问,也到有关的地方去找寻,忙了一整夜,仍查不到范士融的下落。第二天一早,天下起雪来。我和范士融的几个同班同学到执政府停尸的场地寻找。几十具棺材停放在东北角的院子里(这院子和有马厩的院子有些相似),有卫兵把守。棺木盖上都用粉笔写着死者的姓名。当时大学生中几乎人人身上都带有名片,死者的姓名也许就是根据名片写下来的。我们把每具棺木都看过,仍找不到范士融的名字。后来在一口写着别人姓名的棺盖下,发现死者所穿长衫的衣角露在外面,我们认出这是范士融所穿的衣服。我们再三说明理由,取得卫兵的同意后,揭开棺盖一看,果然是范士融。他是被子弹击中头部死去的。

  段祺瑞对无辜学生施行残酷的大屠杀,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射杀学生也是有重点有目标的。比如,站在石狮子上传话的那个同学,是个突出的目标,所以枪声一响,他就被击中。范士融站在北京师范大学队伍的前面,手执小旗,自然也就成了射击的目标。当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女同学不少,而牺牲的数人都是有特点的。比如女师大的刘和珍,是剪了发辫的(当时剪去发辫的女同学为数不多),也就成了反动派射杀目标之一。

  从我亲身经历的“三一八”惨案的现场情况看来,我认为《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楚溪春写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有以下几点不符事实:

  第一,那天参加请愿的学生,不但都是赤手空拳,而且秩序很好,楚文转述上尉军械员邱霖所说“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显然是捏造。

  第二,我所照的那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清楚地证明,面对学生队伍的卫队,排排都是肩荷子弹带、手持步枪,并不是如楚文所说的那样,只有“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

  第三,惨案中被打死的学生共47人,受伤的200余人,这是有记载可查的,何以楚溪春在惨案发生后进入现场时只看到“十几个学生被打倒”,令人不解。

  第四,当时共产党的组织并没有公开。楚文所说的“一大捆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的纸旗子”不可能是事实。据于树德先生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组织称“中共中央北方区党委”,国民党在北京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这个名称。

  一场预谋的屠杀

  “三一八”惨案的历史背景

  “三一八”惨案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是段执政(祺瑞)对请愿学生的一次大屠杀。它是五四运动以后无数次惨案中的一个。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是这样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政变,与张作霖合作,共推安福系首领段祺瑞为执政,继续军阀统治。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退居武汉,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向冯玉祥所率领的国民军大举进攻。继吴佩孚发动河南战争之后,奉系的直鲁联军也发动了对直隶的进攻。国民军经苦战争夺,稳定了天津的形势。3月1日,冯军下令封锁大沽口,这时各国外交团在十日向段政府提出蛮横的严重抗议,指冯军封锁海口为违反《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撤除障碍,否则各国将自行采取行动,恢复海口交通。其实冯军封锁海口,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经常为奉鲁军运兵运械,并经常掩护对方舰队驶入港口,帮助进行内战。此时,冯军又提出外国轮船军舰必须悬挂特种旗帜,通过时间限于白昼,并须接受当地驻军的严密检查。12日,日本驱逐舰两艘从旅顺开抵大沽口,掩护奉鲁舰队四艘驶入港口,炮台守军用旗语阻止它们前进。日本军舰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开炮,炮台守军不得已用步枪还击,日本军舰才被迫退往塘沽。在双方互击中,日军、冯军互有死伤。13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共同行动,对付中国。15日,参加《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联合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要使外国船只在中国海港肆意横行。

  通牒所提各项条件,限于18日正午给满意之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行动。同一天,日本公使单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谢罪,严惩守军军官,并交付五万元赔偿“损失”。

  当时,北京外交部接到通牒后,即开会讨论,有的主张提交国际联盟,有的主张接受。冯军由于处境不利,希望和平解决,承认《辛丑条约》,撤除海口封锁,但以遵守对中国内战严守中立为条件。18日,北京外交部正式答复八国公使,表示“对于来文所开各条,已令军事当局采取适当办法,希望各国海军代表与中国军事当局协商”。

  帝国主义公然帮助奉鲁军阀来进攻国民军,并根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联合示威。这一恃强逞凶的举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同时,北京段政府软弱妥协的外交政策,亦引起人民的不满。17日,北京大学学生开会,通过八项决议。同天,北京各界推举代表赴执政府请愿,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所屈服。当时请愿代表曾与执政府卫队发生冲突,代表被打伤多人,因此大家更加愤慨,决定于次日举行大规模运动,把斗争坚持下去。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见闻。

  天安门大会反对八国通牒

  1926年3月17日夜,清华大学(当时称清华学校)学生会召集全体学生在大礼堂开会,决定于18日全体进城,参加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北京市民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18日晨,清华学生300余人由清华园车站搭火车进城,整队前往天安门参加大会。大会在上午10时开始,开会后才知道要参加游行并到执政衙门请愿。因十七日段祺瑞的卫队曾把前往请愿的代表刺伤,开会时还拿出血衣叫大家看,因此参加会议的人更加愤慨。这时徐谦在天安门讲台上讲话,他大声说:“不要怕,段执政的卫队换了,今天在执政府把门的是国民军,大家去吧!不要怕!”大会最后通过了几项决议:

  1.电促全国民众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通牒;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游行示威

  通过决议之后,即整队游行,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约2000人。浩浩荡荡,由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行进,沿途高呼“反对八国通牒!”“巩固大沽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并高唱“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我和清华同班同学黄瑞云在行列中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因想看整个游行队伍而离开清华行列向前行进,直至走到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当时各校游行学生所持的纸旗均系在细竹竿上,俄文专修学校(当时简称俄专)学生所持的标语旗子则系在相当粗的木棍上,还看到先一天(3月17日)被段执政卫队所伤的请愿代表的血衣挑在游行队伍的前面。

  游行队伍走近铁狮子胡同时,逐渐分散了一些,最后(下午1时20分左右)由铁狮子胡同东面进入段执政衙门围墙内的有三四百人。我和黄瑞云同学因抢行在游行队伍前面,因而最先进入围墙之内,最先到段执政府的大门口。

  卫队惨杀请愿学生

  我刚进入围墙,即见段执政府大门口站着一连卫队,列成横队,一字儿排开,每排的排长站在排头,连长站在全连中央前面约五六步之处。该连士兵每人有三件武器,一为马枪(短步枪),一为盒子炮,一为长二尺许、刃宽一寸多的剑。排、连长则只带军刀、盒子炮,此外还各带口哨一枚。

  当卫队看到游行队伍的头一个人进入围墙之后,连长即发出“注意”的口令,当时全连士兵即由稍息转为立正姿势,同时即将宽刃剑笔直地竖起来,并打开盒子炮的外壳,将枪插在腹前皮腰带中。

  我在进入围墙之后,走到卫队前面,紧挨着士兵,再三观察他们所持的三件武器。当时我觉得所有的卫队人员的面孔都绷得紧紧的,两眼向前直观,对进来的游行队伍像无动于衷,面孔上毫无表情。

  随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学生走到一排卫队前面,对着一个卫队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大沽口去援助国民军?”回答说:“我们是卫队,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怎么能随便到大沽去?”接着那个学生操着南方口音,大声地斥责说:“你们是走狗的走狗!”那卫队便绷着脸,不吭气。

  游行队伍都进入围墙后,人们便聚集在执政府大门口东侧的石狮子附近。当时群众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但卫队紧闭大门,不许进入,也不准见段,于是群众愤怒地高呼口号。忽然听到卫队连长下命令说:“准备!”卫队士兵就一同端起马枪,拉开枪栓,装好子弹。连长一声命令“放!”士兵便向围墙内的群众射击。射击的时候,连长不断吹哨子,哨音一停,射击便随之停止,哨音再一响,便又射击起来。这样时停时放,进行了约十分钟之久。

  我在射击开始的一刹那,还以为是放空枪,但是当我看到围墙顶上的瓦片纷纷地被打下来,不少学生的衣服上染上鲜血的时候,才猛然省悟到这是实弹杀人了。这时我看到围墙内的群众已开始跑开,我发现围墙的西面有一门(通向铁狮子胡同的西头),便由该门向外跑。但当我跑到门口时,被夺门而走的群众挤倒,不但我身下有人,而且身上也压了许多人。经过极力挣扎,终于爬起来逃出门来。在逃出门后,我曾回头向围墙内瞅了一下,但见尘土飞扬,卫队正手持木棒或卫剑向尚未脱险的群众追逐砍杀。

  我逃出围墙西门,进入东西向的铁狮子胡同时,本以为这就脱险了,孰料在该胡同内的海军衙门和要人公馆门口,已经预先筑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士兵凭借工事向通过的群众射击。群众听到枪声,便倒伏在地上不动,等到射击停止,不约而同地立起向前快跑。枪声均来自胡同北面,时断时续。

  我随着群众在胡同内跑时,不知此胡同它有多长,是死胡同还是活胡同,最后跑到胡同的西端,再往前走,便进入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了。

  回校后才知道清华学生魏杰三被当场打死,同班同学丁绪淮重伤被送往协和医院。经医院检查,子弹头打入肺内,因他身体虚弱不能开刀取出。我们到协和医院为他输血的时候,又看到因重伤而死于医院中的共六人。魏杰三烈士葬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北面荷花池畔假山松林的西北隅,并由清华大学为之立大理石纪念碑一座,上书“魏杰三烈士之墓”,以资纪念。

  段政府制造惨案的预谋

  段祺瑞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竟歪曲真相,抵赖罪行。当天段执政的国务院发出通电,诬蔑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手枪数枝。

  3月19日,段又命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诬称“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棒,众殴军警”。

  当年清华大学体育部国术教员李剑秋先生因国术关系,与当年段祺端卫队中人有旧谊。他在惨案发生后进城时,曾亲到他们那里坐过。当时卫队中人告知李先生有关惨杀学生的一些内部消息,就我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段祺端于3月17日将请愿代表打伤之后,预料还会有更大的请愿发生,因而连夜做好一切镇压请愿学生的准备工作。

  一、在铁狮子胡同的各衙门和公馆门口做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

  二、决定对前来请愿的学生进行镇压:请愿队伍如在500人以下,则在大门口由卫队连开步枪;如在2000人左右,则由中门开机关枪,并指定由该部队中有名的机枪射手某连长担任射击。

  三、内部规定,听到连长哨音则开枪,哨音一停则射击中止,哨音不断地吹,则不断地射击。

  李先生告诉我说:“当日进来的学生在500人以下,如果进来2000人,那就更惨了。”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1926年(即民国15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学生基于爱国热情,到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拒绝日、英等八国的最后通牒。执政段祺瑞等竟命令卫士枪杀请愿群众,死47人,伤150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也参加了那一次请愿,被卫士棍伤头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学,则惨遭枪杀。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把我当时参加请愿中身受、目睹和耳闻的事实经过写出如下:

  惨案起因

  1926年春,冯玉祥系国民军驻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受南方革命势力的影响,倾向革命。这是帝国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巩固自己在东三省的地位,并把势力伸进京、津一带,便指使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怕奉方利用渤海舰队袭击大沽口,因于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锁,禁止通航。英、日两国领事借口维护通商利益,即向国民军提出抗议。国民军允许外轮通航,并规定外轮出入办法三项:

  (1)外轮进口时,须有一引港船为前驱。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

  (2)外轮出入,必须悬挂其本国国旗。

  (3)入口外轮中的华人,须经国民军检查,方许通过。与此同时,北京外交使团也于3月10日由领袖公使荷兰欧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大沽口封销交涉还没有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因张宗昌进攻着着失败,决定武装援助,及借口保护侨民,由旅顺调遣“藤和”“吹雪”两舰来津,驶经大沽口,守兵发空枪令其缓行,以备检查。日舰不理,反以机关枪和大炮还击。守兵疑系奉舰,因用实弹还击,日舰乃退。日本公使芳泽竟于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书面抗议,提出惩凶及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受日本公使的怂恿,突于3月16日下午4时由领袖公使欧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用最后通牒照会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从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战事,即须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带的布雷及其他障碍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标记,即须恢复。

  四、国奉双方交战船只,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的航船。

  五、除海员官吏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只的一切检查。

  倘于3月18日正午关于以上各点不得满意答复,即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碍。

  惨案经过

  八国政府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当时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晨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都以头等重要新闻刊出。北京市总工会和各校、院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讨论对策。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郭春涛、段纯、颜蔚圃等也出席了会议。郭春涛属国民党左派,段纯、颜蔚圃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会议一致决议,召开市民大会并前往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坚决拒绝最后通牒。

  当时我住在北京大学西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饭后,在西斋大门口看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一张通告,内载:

  英、日等八国向我国发出最后通牒,妄提无理要求,并限于3月18日午前答复;凡属国人,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业经呈请教务长批准于3月18日停课一日,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并赴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事关国家存亡,务希全体同学于是日上午8时在第一院操场集合,结队前往,切勿迟误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