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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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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11)
发布时间:2019-08-12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1936年10月4日,民先队在清华大学召开扩大干部会,研究今后的工作方针。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大会一致认为目前的救亡运动虽已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但它毕竟还没有把全国民众组织起来,全国规模的抗战还不能立刻爆发,因此救亡运动还没有完全脱离宣传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知识分子还是主要的力量,学生是一支生力军。所以,我们不应当放弃或削减学生运动而专门从事其他工作,而是应使学生运动更加巩固、更加强化,进而推动整个救亡运动进一步开展。根据以上的认识,大会对今后的工作做出规定:

  (一)促成各学校学生会的建立,争取师生合作;

  (二)加紧促成联合战线的建立,扶助及推广文化界、妇女界的救亡友军;

  (三)积极参加社会的各种团体;

  (四)支持学联,准备群众,以回答敌人的进攻。

  北平学联于10月10日召开代表大会,规定了学联工作的四项原则:

  (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拥护政府抗日;

  (三)师生合作;

  (四)救亡不忘求学。

  根据民先队和学联的工作方针,北平广大青年学生和各校学生救亡团体,首先在上层文教界开展了团结爱国教授、学者共同救亡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先后召集了师生座谈会、讨论会,由学生救亡团体负责人介绍自己组织的宗旨、机构及活动情况,阐明师生合作共同救亡的重大意义,虚心地接受爱国师长们的指导与帮助。此后,在开展各项救亡活动时,都尽可能地邀请爱国教师参加指导。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纷纷举行国耻纪念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会上,北大教授曾昭伦、清华教授冯友兰、雷海宗、潘光旦、刘宗宏等五人,先后作了有关抗日救亡的讲演。从东北回来的同学还介绍了东北同胞的苦难,听着这些讲演和报告,大家都“不自觉地有悲痛的情绪。不论是师长、是同学,谁都感到惟有抗日才能生存”。

  10月间,朱自清等66位大学教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提出了“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等八项要求。北平学联马上发动一个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积极支持教授们的声明。各校师生在抗日救亡的大道上,携起手来,并肩战斗了。

  民先队和学联还进行了许多争取、团结民族工商业者的活动。1936年5月,学联召开了一次扩大代表大会,决定在北平举行使用国货扩大宣传周,并通电全国一致行动。通电发出后,全国广泛响应,开展了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六一三”示威后,学生们除了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外,还通过家庭、亲友等私人关系,开展了深入到户的抗日救亡宣传。民族工商业者对学联发起的这一运动普遍表示拥护,认为它是对日寇经济侵略的有力回击,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许多人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转向同情和支持。

  与此同时,学联和民先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争取宋哲元和29军抗日的工作。1936年4月,北平学联发表了《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追述了29军当年在喜峰口英勇抗日的事迹,并向宋哲元申明:“北平学生联合会发动过三次大游行,并不是敌对的表示,乃是忠诚的劝告,血泪的呼吁。所有北平的学生始终希望您能回复到他们的阵线,领导起中国人民抗日图存的运动。”“六一三”大示威中,北平学生喊出了事先确定好的“拥护29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的口号,这对宋哲元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激发了29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

  8月31日(农历七月十五日),宋哲元在北海举行追悼长城抗日阵亡将士的盂兰大会,给在喜峰口抗击日军壮烈牺牲的官兵超度亡灵。北平学联知道后,立即派代表参加,献了花圈和挽联,还上台宣读了祭文。宋哲元接受了学联敬献的花圈、挽联,实际上是承认了学联的合法存在。这是自华北危急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它表明了宋哲元态度的变化。

  9月18日,驻丰台的29军1连士兵,在连长率领下出外操练,与日本侵略军士兵发生了武装冲突,双方各有伤亡。20日,冀察当局在日军的压力下将驻军撤离丰台。北平学联于次日发表了《为丰台驻军撤退致平津新闻界、教育界的公开信》,希望这些“舆论的领袖和青年的导师……起来作大声的呼号,领导我们为这垂危的华北奋斗”。同时要求“29军领袖顾念军人大义及国家利害,摒弃任何敷衍一时苟且偷安的思想及行为”,切实负起守土的责任。随后,学联组织了慰问团,慰问29军官兵。这一慰问活动感动了29军的广大官兵,一些受伤的士兵激动地说:“我们应该救自己的国家。”

  10月下旬起,日寇在平津连续进行武装演习。骑兵和重炮所到之处,庄稼被践踏,房屋被拆毁,农民被逐出。11月3日,日寇的演习逐渐升级,大批全副武装、携带重炮的日军,杀气腾腾地开着坦克穿行北平城,并在朝阳门轧死了一位年仅11岁的小女孩。

  对此奇耻大辱,整个北平城沉浸在悲痛之中。广大青年学生愤怒地要求对日寇的演习和野蛮暴行给予有力的回击。许多学校的师生举行了悲愤的集会。有的师生还举手宣誓,要以生命保卫祖国。北平学联组织各校成立了灾区服务团,进行募捐和赴日军演习地区进行调查赈济活动。这时,党组织也及时通过进步刊物、报纸,提出以武装示威来回答日军的侵略演习的建议,并向29军官兵进行宣传鼓动。很快地,“以演习回答演习”便成了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

  11月7日和11日,宋哲元带领29军官兵分别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实弹对抗演习。北平各校进步学生在学生会、救国会的组织下,长途跋涉,分赴演习地点。在固安演习现场,学生们看到士兵们认真拼刺、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很受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并高呼:“拥护29军抗日!”“拥护29军英勇杀敌!”宋哲元在演习结束时,也向学生们表示他本人绝对维护领土完整,“只要是以国家、社会及民族利益来相谈者,本人极愿虚心接受。本人本此主张,绝不怕任何艰难与压迫。”对于宋哲元的这番话,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后,北平学生代表以学联的名义向29军赠送了黄缎旗一面,上写“拥护29军保卫华北”。清华大学学生赠送锦旗一面,上写“国家干城”,官兵们受到很大鼓舞。

  在争取29军抗日的工作中,广大进步学生深入到29军驻地,与士兵联欢、交谈,促进联系。师大学生会、救国会还组织了体育系学生到南苑29军驻地,教士兵打篮球、踢足球、练习田径赛等,同时也带去宣传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系列的争取工作及宋哲元和29军的变化,不仅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使广大青年学生受到了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认识到团结群众、争取抗日武装的重要性。

  这时,绥远日军指挥蒙古伪军李守信部大举进犯绥东,当地驻军和各族民众奋起抗战的消息,传到北平。绥远傅作义将军的部队,在蒙汉民众的支持下,一举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等地。胜利的消息,振奋了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一时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支援绥远抗战的热潮。北平学联于11月17日就绥远抗战发出紧急通知,通知各校学生会“绥东抗战后援,是我们这一阶段的中心工作”。并要求各校迅速成立绥远抗战将士后援会,把11月19日-25日定为募捐周。

  各校学生会、救国会接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开展募捐和赴绥慰劳服务活动。各校学生开展了“万件寒衣(棉、皮衣)”运动,男女学生都为前线战士赶制衣裤。北大全体女同学一齐动手,一天内赶制了绒裤100条,毛绒手套100副。北京大学全体学生组织了绥东抗敌后援会,曾停止炉火三日,节食午餐一顿,加上在校内外募捐,共得2000余元,决定派代表三人前往劳军。北平师范大学学生自23日-29日停止取暖一周,节省之款由学生黎原、丁秀等六人组成师大慰问团携往慰问。他们在那里还帮助绥远进步学生组织了民先队。清华学生郭见恩(郭建)、纪毓秀、郑庭祥(郑天翔)、杨戊生(魏东明)等14人组成了赴绥前线服务团,带了近半个车厢的慰劳品,进行了半个月的慰劳工作。清华大学男女学生、教工家属及教授夫人们,在四天内赶制了棉衣400件。11月18日清华全体教职员推选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为代表,和学生自治会主席王达仁一起携带捐款2000余元赴绥慰问。燕京大学文学院长梅贻宝受该校中国教职员推举,与学生代表朱焘谱一起赴绥慰劳。北大教职员为援助绥远抗敌将士捐薪一日,共得款1356元,全部购买医药用品,派化学系主任曾昭抡为代表赴绥慰劳抗敌将士。

  鲁迅的好友刘半农,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及作家谢冰心、著名教授雷洁琼等,都曾前往绥远慰问抗日将士。由陈波儿、崔嵬等人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途径北平时,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代表纷纷参加,共同前往慰问。这个团实际上成了平津沪慰问团。

  援绥抗战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与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形成了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胜利的检阅――“一二一二”大示威

  在全国人民援绥抗战的热潮中,蒋介石政府对日伪的进攻依然是屈辱投降。只在绥远前线收复百灵庙之后,才敷衍塞责地派汤恩伯率八个团的兵力向绥远增援。与此同时却布置了胡宗南等260个团的兵力“围剿”苏区红军。汤恩伯率部进驻绥远后,不但不准备抗日,反而对抗日军民进行监视,与日军谋求妥协,使局部抗战也不能顺利进行。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慨。

  11月,上海、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不堪残酷压榨,先后爆发了反日大罢工。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捣毁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捕去党部工作人员。国民党政府屈服其压力,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同意开除大批工人,撤换公安局长,保证日厂“正常秩序”,不再发生罢工。

  南京政府一方面对日妥协投降,一方面加紧镇压抗日救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夜,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愤懑,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政府镇压爱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救国会领袖。北平学联开会决定,25日全市学生举行两天总同盟罢课,并派代表南下请愿,要求政府释放救国会七领袖,并以实力援绥。25日,北大、燕京、东大、师大、清华等23校学生宣布罢课,表示抗议。

  “一二九”一周年时,北平学联举行了纪念大会,参加者有三四千人,会上通过了一个议案:为支援绥远抗战和反对政府迫害上海爱国领袖,有必要发动一次大的行动,以表示北平学生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并促进抗日救国工作向更高阶段发展。北平学联接受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在12月12日举行抗日大示威。

  游行之前,学联做了充分的准备,安排好全城的通讯网,成立了由市委俞启威、学委高承志、民先队雷骏随参加的示威总指挥。指挥部下设三个分部,有交通员传递消息。城外的清华、燕京两校在头一天晚上派了五六十名先遣队员进城,住在东北大学第一宿舍,以便接应两校队伍。

  12月12日,天还没亮,大街小巷就布满了军警。各校门口都有大批武装警察围守,妄图阻止学生外出。但是,学生们毫不畏缩,他们以各种巧妙的方法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走出戒备森严的学校,到预定地点集合整队。

  这次游行示威的口号是:“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释放救国会领袖!”和“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等。这些口号集中了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抗日救亡斗争的新内容,反映了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

  游行队伍分三路,在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的带领下,开始了大示威。许多分散各处的学生队伍不断向大队汇集。在示威中,学生们随时向市民进行宣传,张贴标语,有些市民自动地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去。学生们还把一张张《告警士书》送给站岗的警察,警察们不但没有扔掉,反而捧着细读。人群中,还常常出现一辆缓缓随行的漂亮的小汽车,军警以为汽车里坐的一定是什么达官贵人,没想到从汽车里送出许多红红绿绿的传单,转眼间,汽车又不见了。军警一时瞠目结舌,莫名其妙。

  这次游行吸取了过去游行的经验,确定了依客观环境和形势而变化的游击战术,即“化整为零,由零集整”。队伍遇到军警阻挠,即分散前进,一声信号,分散的队伍又马上集中起来。还有“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如先头队伍遇阻,即迅速改变方向,由后卫带头绕道前进。这种灵活机动的行动,使强悍老练的保安队也疲于奔命。这是民先队经过多次露营和演习后得到锻炼的结果。

  游行队伍走到西单商场旁的东槐里胡同时,遇到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围着汽车,高呼“拥护29军保卫冀察”,“拥护宋将军领导抗日”的口号,并要求宋哲元接见,答复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宋听到口号后,便打开车门,向学生要了传单,好一会儿,才面带笑容离去。

  下午1时,6000多人的游行队伍聚集在北大一院操场上。正准备出发游行时,忽然接到保安队的通知,宋哲元要在景山召集学生训话。游行队伍列队而行,在装备齐全的警察、保安队和宪兵的“护送”下,来到景山。直到下午5时许,北平市长秦德纯终于代表宋哲元来了。他一走进大门,学生们就高呼:“拥护29军抗日”,“拥护秦市长领导救亡”。他说:“同学们辛苦了”,大家齐声回答:“不辛苦,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秦德纯说:今天的示威是民气的表示,29军一定要本着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适应全国民众的要求,担负起民族解放的责任。他表示,今天逮捕的同学,是出于误会,今晚就全部释放。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拥护。当他说五年前政府失去东北,是因为准备不足时,全场学生高声反驳道:“不对,是因为政府不抵抗。”最后,秦德纯表示接受同学们提出的几项要求,但希望不要见报。

  天已黑时,大家才整队走出景山,进行游行。路两边的军警依然站在那里,但没有和学生发生冲突。游行队伍唱着歌,意气昂扬地回到了各自的学校。这样自由的游行示威是“一二九”以来所未有过的,它表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一二一二”大示威的成功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这次运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及爱国军警的同情和支持,北平城内出现了各界团结一致、共同救亡的高涨局面。这次行动也是对自己队伍的一次检阅:领导者周密的计划、灵活的指挥以及集合与分散的游击战术,保证了大示威的顺利进行。一天的斗争证明了:在这一年里,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激流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斗争经验也不断地丰富起来了。

  北平青年与西安事变

  就在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大示威的同一天,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北平青年运动面临着新的考验。

  西安事变是由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发动的。这是张、杨在民族大义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的结果;也是“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影响的结果。“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张学良派人到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游行示威的东北大学学生,并三次打电报,要东大当局“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经过中共北平市委的研究,决定派宋黎等三人以北平学联和东大学生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宋黎等人到西安后,首先见了杨虎城,并在西北军将领大会上介绍了“一二?九”运动情况。宋黎慷慨激昂的讲演,引起了到会者的强烈共鸣。不久,他们又见到了张学良,向他讲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详细经过以及学生们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张学良听后深受感动,表示要坚决抗日,并说:东北从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亲手收复。随即决定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1936年九、十月间,北平学联和民先队又正式派出代表团,前往西安,会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说明北平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宗旨,还在西安的几所学校作了报告。代表团又帮助西安的进步学生组织了民先队。1936年7、8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队员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去的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员。党领导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和推动了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12月13日,北平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反响不一。进步学生奔走相告,沉浸在兴奋和欢乐之中。其中一些人认为只要杀了蒋介石,就可以改变国民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全国抗日,因而主张公审他杀死他。有的人主张再发动一次游行来声援张、杨。少数头脑冷静的学生,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主张还是和平解决为好。右派分子则垂头丧气,如丧考妣。大多数中间学生则陷入惶惑和疑虑之中,他们有的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内战,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的认为只有蒋介石可以统率全国武装力量,蒋介石一死,群龙无首,国内将出现分裂和割据的局面。

  北方局和学委负责人通过学联掌握了北平学生的各种反应,并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学委开会,传达了北方局的意见:不可贸然行动,耐心等待中央指示。

  事变后第二天,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出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经过几天的艰苦努力,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意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消息传到北平,学联号召各样学生举行庆祝活动,欢呼全国上下一致抗日。而国民党特务及右派分子却利用这个机会,对抗日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这天晚上,国民党拼凑了一些学生,举行火炬游行。他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第二天,他们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并召集大会,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叫喊“严惩张学良”“枪毙沈钧儒等七人”“取消学联会”等等。会上,右派教授和国民党学生阴谋策划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会。一部分学校还发生了国民党学生捣毁爱国学生团体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