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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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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 九一八震惊中外!一二九激荡天安门(2)
发布时间:2019-08-12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当晚,示威学生火速召开了各地学生代表团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为了抗议蒋介石集团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唤起全国民众武装抗日的决心,次日继续举行联合大示威。然而,反动当局却提前下手了。18日黎明,南京当局宣布全市临时紧急戒严,并分头搜捕进步学生,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驻地也被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团团包围,强令学生在操场集中,然后把他们强行塞入汽车,送到火车站,押送回北平。

  总结经验,再创高潮

  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的意义是重大的。

  第一,南下示威运动是“九一八”事变后,北平青年抗日反蒋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北平地区革命运动重新高涨的第一声惊雷。

  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专政,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反扑,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疯狂掠夺,出现了日益尖锐化的趋向。这是革命必然会重新高涨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时,人民大众和封建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广大人民普遍要求抗日,同时也迫切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和经济上的解放。南下示威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斗争冲破了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沉闷状态,显示了革命力量的勃勃生机。同时,爱国学生的行动唤起了各界人民的爱国激情,形成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一次广泛、深入的动员。

  第二,南下示威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有力地配合了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命令东北军“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同时,继续策划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进行“围剿”。爱国学生的南下示威运动,干扰了蒋介石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在南下示威运动期间,江西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也以辉煌的战绩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的胜利和人民的抗日呼声加速了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分化、分裂和动摇。1931年11月,当日军向黑龙江进犯时,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率部在嫩江桥抗战,给进犯的日军以重创,成了风云一时的抗日英雄人物,全国各地也纷纷捐款援马抗日。12月,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在全国民众抗日热潮的感召下,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

  上述形势,冲击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官僚政客的纷争也更加激化,反蒋各派都乘机向蒋介石集团发起攻击,使蒋介石陷入内外交困、焦头烂额的境地。在全国抗日运动怒潮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于全国学生总示威的当天,宣布下野。这无疑是人民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三,南下示威运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无不义愤填膺,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南下示威运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唤起了各界人民的普遍觉醒。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英勇抗战,正是受到爱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抗日行动感召的结果。

  同时,南下示威运动也推动了民主运动的进程。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求得民族生存这个各阶级共同的最大利益,各个阶级和阶层都聚集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争取民主,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专制独裁的呼声日益强烈。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知名人士及反映他们意见的报刊,纷纷发表言论,要求抗日,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外的不抵抗主义和对内的专制独裁。罗隆基在“九一八”事变后写了《沈阳事件》一文,提出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类人才的主张。王造时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提出“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的两大救亡政策。马相伯也发表了《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提出:“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战,共御外侮”。但是,蒋介石却置人民的爱国正义要求于不顾,公然对爱国学生进行血腥镇压,这更激起了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不满。反映民族资产阶级舆论的报纸,如上海的《申报》、天津的《大公报》、《国闻周报》纷纷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国闻周报》在评论中指出: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希望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希望以对外的“维持邦交”精神来对内,以对内狡猾的手段来对外。这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爱国学生的同情、支持和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不满。民众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是导致蒋介石下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南下示威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发动、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广大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当了斗争的骨干和中坚,党团员在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献身精神,深深地教育、影响着追求进步的青年。同时,广大青年在与国民党官僚和军警的斗争中学习了斗争艺术,接受了锻炼和考验,对青年政治上的成长起了催化作用。因此,领导和参加南下示威运动的实践,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培养了干部,准备了力量。

  但是,由于南下示威运动爆发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经统治了中共中央,受其影响,示威团的领导工作中也存在着“左”的偏向。这首先表现在组织南下运动的斗争策略上,例如,斗争一开始,北平市委过分强调正确的口号是示威,而不是请愿,请愿的口号会造成学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幻想,极力劝阻群众参加请愿,并且把参加请愿的群众不加分析地指责为受国民党特务、国家主义派和托派的影响。在南下途中,示威团党团又未能以恰当的口号团结更多的群众,致使南下队伍在中途分裂,削弱了斗争力量。

  第二,在示威口号和斗争方式上也存在着过激的问题。例如,在示威中殴打国民党官员,捣毁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牌子,砸国民党党徽和玻璃橱窗,砸《中央日报》馆以及部分学生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等一般群众接受不了的口号,吓跑了部分群众,也为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提供了口实。

  第三,在南下示威运动中,爱国学生虽然得到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但从总体上看,运动自始至终都停留在学生运动的范围内,没有将“九一八”以后北平学生深入工厂、乡村的宣传活动与学生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南下示威运动发展成为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这是南下示威运动失败的最重要原因。通过这次斗争实践,进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必须把学生群众的革命斗争转入到广大劳苦民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脱离出来,把劳苦民众从军阀剥削下解放出来”。

  南下示威运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其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南下示威运动没有能够掀起全民族抗日的高潮,却为以后的青年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节 革命高潮的前奏,抗日救亡的先声

  东北籍学生则再次要求张学良率军出关,收复失地。

  蒋介石政府仍坚持其所谓“隐忍自重”的外交方针。

  蒋介石却声称:“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群众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向李大钊灵柩的停放地――浙寺汇集,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着白色或蓝色的小花。

  北平党团频繁组织的暴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则。

  鼓励冒险精神,用“怕死”“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打击那些反对冒险计划的同志。

  北平人民的抗日反蒋斗争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一味妥协退让,无异于引狼入室,更加刺激了日帝加快实现其侵略计划的野心。1932年1月28日夜,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再一次对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这时,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驻扎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违背南京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还击,爆发了“一?二八”抗战。

  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消息迅速传到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立即召集反帝大同盟党团和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党团的紧急会议,布置发动北平人民援沪抗日的活动。“一?二八”抗战的消息使北平青年受到极大的鼓舞,在党团的组织和领导下,燕大、北大等校成立了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通电声援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并派慰问团赴上海慰问抗日将士。其它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也组织了慰劳抗日将士募捐团,向各界群众募集抗日经费。冯庸大学学生还组织歼倭义勇军,准备于2月1日赴上海参战。北大学生组织学生义勇军,突击学习《无线电装置》、《战地测量》、《伤兵护理》等军事课程,随时准备参军参战。东北籍学生则再次要求张学良率军出关,收复失地。

  “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重新上台,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筹划结束上海的战争。他采用不给正在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以任何支持,不派部队增援,不发给养等手段,企图拖垮十九路军。何应钦还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通令各部队:“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发十九路军军饷,截留各地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捐款。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再次遭到北平人民的谴责。1月30日和2月11日,《世界日报》两次为上海抗战发表评论,呼吁“国人速援十九路军”,批评蒋介石政府所谓“隐忍自重”的外交方针,同时以《谁谓我革命军人不堪一战》为题,抨击了妥协投降的论调,肯定“全民动员,抗日必胜”。

  2月7日,中共北平市委组织了以“上海事变”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示威游行。这是一次以青年和学生为主体的抗日反蒋斗争。事前,市委对这次斗争做了周密的布置,规定了游行路线和宣传口号。从1月30日起到2月初,北大、民大、师大、中大、辅大、东大等各校学生分别在天桥、前门、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丹华火柴厂、财政部印制局等处进行演讲和其它形式的宣传活动。2月7日中午,2000多名学生、工人、群众在和平门外厂甸的海王村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在大会宣读的《北平市抗日团体联合会为“一?二八”事变告市民书》中,历数国民党当局镇压北平人民抗日运动的罪行,指出“学生抗日联合会的被解散,洋车夫及各校学生因参加反日运动而遭逮捕,南下示威团的被屠杀”,说明了“无耻的统治阶级对反日的态度”,号召各界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一天天加紧,统治阶级的拍卖民众日益明显,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直接镇压中国革命之时,我们为了自己的解放,只有斗争。”与会群众不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会后,示威群众沿马市大骡街经珠市口、印刷局、前门大街等地举行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口号,散发宣传品和传单。在群众抗日情绪的威慑下,被派往会场准备镇压群众的军警、侦缉队没有公然抓人。当示威队伍喊着抗日口号冲出军警警戒区,开始游行以后,有些士兵、警察也放弃干涉而跟着听讲演,沿途还有士兵鼓掌欢呼,向示威队伍敬礼。这次示威,共向群众散发《纪念“二七”宣言》《为上海事变宣言》《反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反对国民党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红军告白军书》以及革命歌谣等万余份。直到下午5时,队伍到达中南海北平大学校部,群众要求校方恢复被开除的十几名进步学生的学籍。这时,北平当局出动数百人的大刀队,强行驱散示威队伍,并捕去示威群众数人。

  尽管全国人民大力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按兵不动,使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伤亡日重,被迫休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能留驻上海,而日本侵略军则可以在上海驻扎。《协定》还要求国民党政府取缔抗日活动。“一?二八”抗战就这样失败了。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抗日军民以后,又把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围剿”工农红军,镇压革命。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5月6日、7日,《时事新报》发表文章揭露:“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魁。”北平各抗日团体也纷纷通电反对卖国的《上海停战协定》,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还冲破北平当局的镇压,举行了数次示威。《世界日报》发表了题为《“五九”纪念与新国耻》的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质问:“国民党政府号称革命政府,乃亦不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脚下”,“何以自解于民众?”

  国民党政府的屡次退让,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1933年1月,日军攻占了山海关;3月4日,又攻占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接着,便向长城沿线军事要塞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进犯,企图深入冀东,进逼平津。面对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进攻,守卫长城要塞的东北军和宋哲元部29军将士忍无可忍,奋力抵抗。在喜峰口,29军大刀队与日军展开数次肉搏,日军死伤惨重。与此同时,守卫冷口、古北口的东北军也奋起还击,坚守阵地。日军进犯喜峰口、冷口受挫,转由山海关向滦东地区进攻。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冷口腹背受敌,我军被迫相继撤出冷口、喜峰口。同时,古北口也沦于敌手。5月初,日军再次向滦东发动进攻,冀东20余县均被日军侵占。此时,日军已控制长城各口和冀东,平津危急。

  同年春,侵略成性的日军又向察哈尔东部进犯。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共产党人吉鸿昌联合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于5月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下,血战疆场,抗击日伪军,取得了重大胜利。6月,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7月,血战五天,收复多伦,并乘胜追击,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这个胜利使全国人民大为振奋。

  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北平青年的抗日热情,“九一八”事变后被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号召下,东大、清华、师大、燕大、北大等校学生纷纷集会,举行抗日运动周,北大学生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的炸弹就要落在我们的头上了,第二个‘九一八’和‘一?二八’的长夜已经来到,在这种万分紧急的形势下,不是大学生埋头用功的时候了!”各样学生广泛开展扩大募捐活动,募集皮背心、购置钢盔、大刀、防毒面具等军用物资,并选派代表送往前线,支援抗日将士。学生们还组织了救国军、宣传队、慰劳队,到战地去服务。佛教界也发表《抗日救国告僧界书》,号召佛教界青年“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僧”。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中共北平地下党通过左翼群众团体和抗日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参军参战,一些年青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带头奔赴察北,在党的组织和带动下,北平有数百名青年学生先后参加抗日同盟军,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用尽各种手段破坏中国军队的抗日斗争,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当日军侵占热河,进攻长城各口时,蒋介石下令禁止超过敌人兵力十倍的长城各口驻军和平津一带的军队抗击敌寇,公开宣称:“要以专心致志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机取巧。”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北平群众闻讯组成代表团赴保定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蒋介石却声称:“侈言抗日者,杀勿赦。”他还把热河失守的罪责全部推到张学良身上,逼张学良下野,任命亲日派将领何应钦兼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务。3月24日,蒋介石又亲自到北平召开军事会议,与何应钦策划对日妥协、镇压抗日活动的办法。在蒋介石指使下,何应钦放弃了滦东,取消了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组织。对于自动起来抗击日寇侵略,保卫长城要塞的29军等部队,蒋介石则采用不予增兵,不补充装备,甚至命令其嫡系部队监视和牵制作战部队的行动等惯用伎俩,使守卫长城的部队孤立无援,终于失败。7月,蒋介石又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英勇奋战之际,以16个整师、15万人的兵力,勾结日军围攻、夹击同盟军。在蒋日联合进攻下,抗日同盟军终因弹尽粮绝被迫撤退。

  在大片国土丧失、平津危急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全力以赴进行“剿共”,急于同日本妥协。5月3日,蒋介石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负责与日方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在那里驻扎,而日本人则可以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寇的武装监视和控制之下,日军可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卖国政府更加严厉地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禁止人民发表抗日爱国言论、组织抗日团体,“如果违背,定予严惩”。何应钦也发出《严防共党通令》。北平的革命活动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白色恐怖下此伏彼起的青年运动

  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次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5月,中共中央发出《目前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在大城市中和红军工作中的“积极进攻”方针,强令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党组织发动罢工、罢业、罢课,举行飞行集会和示威,纪念“五卅”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