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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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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1)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第一节 黎元洪:总统乎?傀儡乎?
  黎元洪在驱逐国民党这件事上,比袁世凯还先行一步。
  黎元洪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
  到了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欲行帝制自为,便已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正当帝制运动在紧锣密鼓声中推进之际,黎元洪却在忙着搬家。
  黎初步倾向不受封,但心尚未坚定。
  这时黎元洪急了,手指大厅一柱说:“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
  护国军公然拥戴黎元洪为继任大总统,这对于在袁世凯鼻子底下讨生活的黎元洪来说,实在是危险万分。
  黎元洪早就领教过这只“北洋虎”的厉害。
  与袁相争,副总统被囚“小蓬莱”
  黎元洪,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和威逼国会选举总统时,他充当打手,积极配合。1913年8月5日,黎会同19省区都督、民政长致电参、众两院,胁迫其“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同心协力,编制宪法,先订总统选举之一则,即从选举总统入手。”同时,指挥进步党与公民党相配合,压迫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接受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方案。8月30日,他致电进步党负责人梁启超、汤化龙,明确表示“揆察现状,似须先举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公意如以为然,即请急力主持”。9月28日,又致电参众两院,催促快速选举总统甚至指名推举,属意于袁世凯,盛赞袁“雄才伟略卓绝一时。再造共和,易如反掌。岂惟元洪信仰,即环球各国当无异词”,表白自己已急切得“终日绕床,觉总统一日未举定,俨若祸在眉睫者”。
  原来国会中惟一与袁世凯对抗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此时在政治上已失去元气,组织上已经分裂,思想上陷于涣散,基本上被进步党牵着鼻子走,9月5日,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先选总统案。10月6日,袁当选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黎致袁的贺辞有如臣民望帝天,极尽尊彼薄己之能事。谓:“天福吾国,元首得人,元洪等颠沛两年,卒偿私愿。闻信之余,嘉乐何极……元洪等谨率全部军民等同呼万岁。”对于自己当选副总统,则照例来一番“能鲜德薄”之类的谦词,然后表示接受。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过河拆桥,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1月4日,正式下令解散国民党,借口该党议员在“二次革命”中配合“作乱”,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黎元洪在驱逐国民党这件事上,比袁世凯还先行一步。早在赣、宁之役开始以前,因鄂省破获的改进团机关,均属国民党,而且有直接以国民党分部或交通部作机关者。所以通令“该党各属分部、城镇交通部,概行解散”,又各处军队分驻地点所在如有国民党事务所及各社会名目,着即会同地方官一律查禁取消,以防煽惑军人。仅剩省城支部尚未明令解散。6月下旬,黎派军警无端查抄武昌国民党支部及汉口国民党交通部,并于6月28日起派兵两连监守该党部门首,“出入之人均细盘诘,来往信件逐一检查,该党员等多已避祸他适。”此后,国民党鄂支部已名存实亡。
  11月7日凌晨1时,黎元洪接到袁世凯关于解散国民党的通令,凌晨3时,黎派卫兵300名,协同巡警厅驰往神龙庙后街,将国民党支部包围,闯门而入,将支部牌匾、钤记、党证、徽章、名册等一概携赴都督府查验、销毁,并将房屋封闭。且通令各道、县遵办,又饬各部队,军人如有收藏国民党徽章、证书者,一律自己焚毁,否则以“匪徒”论罪。
  解散国民党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驱逐国民党议员。11月20日下午,鄂省议会正在开会,忽来军警百余人包围会场,当时有的议员未佩戴证书、徽章,有的外出不在家,黎元洪竟派军警将这些议员家门围住,直至缴出证书、徽章始撤。消除国民党议员后,鄂省议员还剩下47人,尚能勉强凑足法定人数,至11月17日,军、民两府又令将议会成立以前曾列名国民党之议员25人取消,致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遂于20日通告闭会。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领导人大多逃往国外,北洋军大批开进南方各省区,袁的武力统一得到初步实现。但他仍不满足,他企图使全国各省权力完全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以便于建立袁家王朝的独裁统治。所以他先后撤换了几个非北洋系统的都督,又将云南都督蔡锷以“来京调养”名义软禁于北京(滇督以唐继尧继之),并以外交压力撤了江苏都督张勋(以冯国璋继之)。虽然黎元洪全面支持袁世凯,对袁武力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且对袁奉命惟谨,但他毕竟不是北洋嫡系,而又身兼副总统和湖北都督,手中握有军权,并有开国元勋之名声,使袁总有大权旁落之感,尤其视黎手中的兵权为一块心病。因此早有撤换湖北都督的想法。镇压“二次革命”以后,谋士陈宦给袁献策说:“对付武昌之时机至矣,扫武昌如扫落叶耳。”“世界副总统无领兵者,美国副总统为上议院院长,今宜请黎入京,行参政院议长职权。各省底平,亦无须副总统坐镇,派一统兵大员足矣。”陈之谋为袁世凯所采纳。袁先对黎采取笼络的办法,8月初,赠黎以一等文虎章,赞黎“赖公威德,宏总上游,砥柱东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复手书“民国柱石”四字匾额,派人专程送到武昌。又拨发现银4万元及金银奖牌若干,表示对鄂军诸将的慰劳,继而袁又直接对黎发出邀请,袁、黎当选为正式大、副总统以后,袁曾四次电请黎进京,但黎并不比其他军阀蠢笨,深知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所以不肯离鄂一步,袁世凯电邀他到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典礼,他都回电拒绝。惟恐袁把他留在北京,回不了湖北。袁又电询副总统的就职的时间和地点,10月10日,他忙电袁,表示“兹于国庆日就兼领湖北都督任内拜受嘉命。”强调了“兼领湖北都督”和不离开武汉双重意思,袁世凯除自己直接电邀外,还拉拢黎身边的人为他作说客。比如饶汉祥便是袁极力拉拢的一个。黎元洪历来对饶言听计从,但对此事却抱定了老主意,坚决不肯去京,饶既劝他,索性令饶代表自己进京,与袁“面议一切”。袁见黎还不肯就范,决定破釜沉舟,一方面把饶汉祥打发回鄂,转达袁总统盛意,仍欲黎公亲自到京。另一方面,想出了一个“霸王请客”的办法,特派自己头号心腹大将、武力胁迫的象征――段祺瑞亲自到武汉“劝驾”,量他黎元洪不敢不来。饶刚回到武汉,袁的电报又到,告以“拟任段总长来鄂替公暂权篆务”促黎进京。黎见电后,知再无可推拖,只得复电表示同意。12月8日下午5时,段祺瑞到鄂,此时任命段督鄂的正式命令尚未下达,所以黎邀集少数人开了一个紧急秘密会议,决定以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行都督职务。9日,黎两次电袁,先报告行期,“谨于本月9号亲戒行装,面聆迪诲”;并“本府一切事宜,应恳大总统派员代理”,在袁派员代理以前,“暂交参谋长金永炎代拆代行”,并不推荐段祺瑞,当时还想早日回鄂,在段祺瑞催促下,他匆忙地对参谋长金永炎作了临行前的部署,即于9日晚乘专车赴京,随行人员有饶汉祥等十数人。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下进行的。因自袁世凯邀请黎赴京以来,在黎的周围,多数人反对应邀赴京。此次段到鄂并未公布来意,9日晚黎离鄂时,对下属公布的是段北归,黎送过江。到了车站黎才上了火车,段反下车,黎遂北上。有黎的亲随想上车送行,被陈宦所派人持令不准入。金永炎偕段回到都督府,立即发电告袁,10日,任命段祺瑞署湖北都督的大总统令乃下,此时黎还在路上。
  11日晨7时,黎元洪一行人到达北京。事先,袁世凯派文武大员二人赴保定府迎接。到北京时,总统府军事处总、次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全体国务员及各部每部八员部员到车站迎接;车站周围200步以内派军警守护,不准闲人入内;又派拱卫军一营站队迎候,极为隆重。黎先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当时报纸描绘袁、黎相见时的情景说:黎“戎服佩剑,行最肃之军礼,态度极为谦谨。大总统则殷勤特甚,仿佛极尊严之长辈见一极可敬之少年。南北两杰久久未晤,今日一堂聚首,其握手之情状,有人比诸明年巴拿马河开通时大西洋水与太平洋水忽然翕合之奇观,虽拟不于伦,其言却有趣味。”其实此比并非“不伦”,它道出袁黎之聚首,给当时的社会超常的震惊,隐含着袁、黎原非一家,貌合神离以及对袁终能使黎“入瓮”之嗟叹。第一次见面除寒暄外,袁告黎以段督鄂之令已下达。黎唯唯。中午,袁大摆筵宴,招待黎元洪,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全体国务员作陪。宴罢,黎被导引至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为避嫌,更名为“小蓬莱”。黎享用每月3万元薪俸,礼遇规格完全与孙中山当年在北京相同,不同的是,黎元洪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
  黎元洪刚刚到京时,还希冀过一阵可以返回湖北,但很快就从各种迹象看出,袁世凯决无意让他返鄂,相反,倒是极力散布各省不应用本省人任该省长官,而应用外省人的论调,以便加强中央集权。黎不能再不知趣,连忙上书袁世凯,主动提出辞去湖北都督兼职,19日,准免黎元洪湖北都督本官的大总统令即下。湖北民政长饶汉祥则早在随同黎元洪赴京以前,已经袁世凯预作安排。自此以后,湖北省就掌握在北洋军阀手里。段祺瑞上任后,立即着手铲除黎元洪在湖北的势力,以实现北洋军阀对湖北的全面控制。1914年2月,段祺瑞卸职,由另一北洋大将、袁世凯的干儿子段芝贵接替督鄂。首义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成果付诸东流,湖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黎元洪到北京后,家眷亦于12月11日起程来京,均住在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东北部,四面环水,非舟楫不能通过,实在是软禁政治傀儡的理想处所。无论袁世凯是出于保护还是出于防范,都使黎感到自己处境的危殆,整日忧形于色。而袁世凯对黎内行羁縻而外示怀柔,表现出一副极亲密无间的态度。黎一搬进瀛台,即表“移居古鉴轩,盖距离较近,便于面谈要政”。每日晚饭后7时左右,必约黎在园中散步,或在休息室畅谈。且常命其几个儿子到瀛台谒见黎氏夫妇,显得彼此感情极洽。黎居方数日,袁世凯便托人说亲,要与黎氏结秦晋之好,结果议定黎之次女绍芳许配给袁之九子克玖为妻,又规定给黎月俸1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实则当时黎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这一笔俸金算是够充裕的了。黎成了名副其实的寓公。袁世凯为了打消黎的戒心,也为监视其一言一行,经常派唐在礼到瀛台与黎联系。据唐回忆说:“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分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除此之外,我还常到瀛台去见黎,亡妻沈友琴三天两天常在黎家。我们夫妇俩都着意安慰他,把外面的事讲给他听。同时我按照袁的命令,常常把袁对他绝无歹意的话说给他听,千万让黎放心。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有些不满。这些情况,事后我都向袁汇报……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但事后也将情况汇报给袁……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国民党被解散,在党议员资格被剥夺后,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1913年11月15日参、众两院自行通告停会。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关,实则欲以取代国会职权。黎元洪到京后,即利用黎赞助政治会议。12月12日,袁委任李经羲为该会议长,黎为得到政治会实情,保举张国淦进政治会议。张为湖北人,南北议和时,是湖北省代表,议和完成后,曾在唐绍仪内阁任铨叙局长。袁不能不给黎这个面子,故于14日发表张国淦为副议长,袁又钦派政治会议委员8人,其中包括袁的亲信杨士琦、黎的亲信饶汉祥,杨、饶是一袁一黎,隐约地暗示两个实力派协力合流。15日,政治会议开幕,袁世凯曾偕黎元洪出席开幕式。22日,黎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承旨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倡议遣散议员,取消国会,即以政治会议代之。电文谓:“现代政治会议已经召集……请大总统饬下国务院咨询各员以救国大计……现在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其余稳健议员……应请大总统给资回籍,另候召集。”此外,呈文还谈到增修约法问题,认为修改宪法“万不可拘文牵义……历考中外改革,初期以时势造法律,不以法律强时势”。言外之意是统治者可以根据“时势”的需要改造宪法。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为令政治会议讨论国会问题而发出的长篇“布告”中,全文引录黎领衔的通电并指出其两大要点:“第一则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第二则请资遣议员而以扶持国本为宗旨。”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概括了黎领衔通电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正是袁当时谋求解决的两大课题。袁即于当天宣布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则黎氏领衔之通电即为解散国会之张本。
  袁世凯曾企图把政治会议直接变为造法工具,但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约法会议便由此产生。从此,约法会议即本“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的原则,成为推翻《临时约法》,重新炮制袁氏独裁所需新约法的专门机构。12月22日黎元洪领衔之通电又为袁氏改造约法之张本。
  1913年10月下旬,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的宪法草案(即有名的“天坛宪法”)完成,袁世凯很不满意,认为该草案所订国会对总统及行政官吏的干涉、限制太多。25日,袁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反对宪法草案。11月1日,黎元洪即致电中央及各省,步袁后尘,声嘶力竭地反对“天坛宪法”。所陈述理由完全与袁25日通电相同,即就袁所述国会限制行政权力的四个问题加以发挥和补充。接着,江西都督李纯、四川都督胡景伊、广东都督龙济光等也都发表通电,步黎后尘,反对“天坛宪法”。于是宪法起草委员会于11月10日即被迫自行解散。约法会议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一部给袁世凯以独裁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在袁的授意下,于5月1日公布施行。
  5月26日,袁发表黎为参政院院长。6月20日,参政院正式开院,国务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凯到院致颂词,由黎元洪致答词之后,又以参政院院长的身份,发表演说。首先为袁解散国民党和驱散国会开脱责任;又为参政院的成立缝制遮羞布:“此制参合各国先例,又不违背我国国情,故其法至善。”最后讲了参政院的性质与责任:“第一层参政院备政府咨询就是政府自身机关,对于政府要尽力辅助,使成个强有力的政府”;“第二层参政院即行使立法职权,就是代表人民……(故应)严守共和的真谛,一方面拥护政府,一方面催促政策之实行,才算尽我们的天职。”22日中午,袁世凯在怀仁堂宴请参政院长及全体参政,国务卿徐世昌及各部总长、政事堂参议等均在座。因黎表示以后亲到参政院主持会议,袁特将自己所乘四面镶铸钢铁之汽车赠黎,以保证其安全。
  参政院虽名为代行立法院,实则毫无民意的影子,完全是袁世凯个人的咨询机构。据当时报纸记载,1914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都是由黎主持的。所以,无论黎内心如何想法,客观上,对袁可作终身总统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出笼是难以推卸责任的。至于拥袁称帝,黎确实未参与,而且消极抵制。
  经过1914年袁记新约法的公布和实施,特别是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使袁无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已成为终身独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欲行帝制自为,便已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据黎元洪长子重光回忆,袁称帝前,曾征询过黎的意见:“有一次袁问我父说:‘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又马上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我父就告诉他:‘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与我父谈起做皇帝的事了。”
  大体说来,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黎是反对的。但又畏惧袁的淫威,不敢公开表示反对的态度,只在行动上进行消极抵制,1914年5月做了参政院长后,立即提出辞去参谋总长职务,未获准;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后,再次提出辞参谋总长职,仍未获准。虽不获准,却不理事,很少到参谋部去,次长陈宦经常到他府上将参谋部的事向他念叨念叨,不念叨,他也不去问;念叨了,他也不做任何表示。对于参政院的会也渐渐地少去参加。8月下旬由于筹安会的鼓动,全国已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名义,向参政院投递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参政院照例每年7月下旬休会(避暑),至9月1日开院。8月30日,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参政院长职,声明“此次会期,决不到院与闻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筹安会成立以后,黎惟一参加的一次参政院会议是9月6日的茶话会,因为袁世凯的代表杨士琦要在这次会议上发表对帝制态度的宣言书。黎元洪因一时未搞清袁世凯的真意,特来主持参政院茶会,以为喧嚣一时的帝制运动或可烟消云散。但很快就知道这是对袁宣言书的误解。十多天后,9月19日,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发起成立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请愿,袁世凯的真意就更清楚了。黎从此闭户,再不出席参政院会议。10月2日,参政院秉承袁改国体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之旨,决议召开国民代表大选举。国民代表、国体投票、各省推戴等等种种荒诞离奇的活剧一幕紧接一幕地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