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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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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4)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10日,夏又匆匆赶回北京。黎元洪连忙召集左右计议,夏传达张国淦建议,除饶汉祥一人外,余均反对认为只有解散国会一条路好走。此时,黎宣称的“不怕死,不违法、不恋位”的决心大大动摇,决定解散国会。于是拟好命令,邀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公府副署解散命令,伍坚决不肯副署,谓:“余法学士也,余未见宪法许总统解散国会。余决不与闻此举,宁死不从!”黎闻言,为其精神感动,但已不能再从其言。伍即退出公府,次日即提出辞职,黎不准。袁世凯洪宪帝制时,劝黎接受武义亲王之封的孙武和饶汉祥也都反对黎解散国会,饶因此而辞职,孙武则自武汉致电恳劝黎元洪。但此时的黎元洪已顾不上这些,被“太上大总统”张勋逼迫解散国会,是他继任总统以来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他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似乎已走到尽头。连日来,他颜色憔悴,起居失常,神经亢奋而不多语,左右人物亦无策可施。
  11日,即张勋所给期限的最后一天,黎元洪再派王士珍、江朝宗、钱能训等回到伍廷芳宅劝慰,恳求其副署,仍一概不理。王士珍不得要领而归,回复黎元洪,黎于百般无奈中又派夏寿康、李盛铎于当天下午4时半再赴天津,一面向张勋说明不是总统不肯解散国会,而是无人副署;一面带着空白命令,请李经羲副署。李答称:“我既未就职,更说不到副署。”夏寿康又托易乃谦请段祺瑞副署,段拒不接见。张勋则大发雷霆,谓无人副署,即让黎元洪按戒严时期处理,以大元帅名义,发布解散国会命令,无须副署。如12日晚12时以前仍无解散命令发布,即回徐州,不负调停责任。13日起各省军队即可自由行动。总算把解散的时限推迟了一天。
  却说11日下午6时,王士珍看到张勋原来所定时限已到,而解散命令仍无人副署,张勋一旦翻脸,岂不大祸临头!于是收拾行装,拟逃出北京。黎元洪闻讯,立即派江朝宗等奔赴王宅劝阻,王才未能脱身。
  12日,走投无路的黎元洪只得请王士珍以京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函劝国会自动休会,王不允;又请王接过伍廷芳的代理国务总理职务,副署解散国会命令,王坚拒。
  黎元洪极为悲苦,他深知北洋军阀都赞成解散国会,他们又都知道解散国会违法,都不愿承担这一违法的历史责任,所以他们就把这违法的历史责任推给反对解散国会却又赤手空拳无能反抗的傀儡总统。
  12日下午6时,夏寿康、李盛铎回京复命。黎得悉李径羲、段祺瑞均不肯副署,焦灼已极。看看距张勋所给时限还剩几个小时,立即连夜召开会议,夏寿康主张仍请伍廷芳副署。于是即刻派人先去疏通其子伍朝枢,其实伍朝枢亦坚决反对解散国会,于是代父对来人说:“速请批准辞呈,以便出京。”伍廷芳不愧为民主战士,张勋听说他拒绝副署解散国会命令,曾派人前往恐吓,伍老博士竟不为所动,坚持维持民国立场到底。各省军队自由行动的时间到了!公府中空气凝固得似乎就要爆炸,忽有一人提议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职务,江根本不是国务员,但在此非常时刻,无人认为这个提议是开玩笑,经过大家百般激励,江竟义形于色地慨然应允,说:“我牺牲一身,替大总统担些干系吧!”于是黎元洪绝处逢生,一连发了准免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职、任命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和解散国会的三道命令,这三道命令的时间都填写的是12日,但命令发布时已是13日清晨4时。
  同日,黎通电各省,解释不得已解散国会的苦衷。
  江朝宗也于同日发表通电。
  黎、江的通电均承认解散国会违法,黎一再解释的苦衷是此举非为个人,而是为保持国家统一,为人民安宁,并透露出以解散国会为保存共和国体的交换条件;幸而解散命令中申明是解散本届国会,另行选举,而并非取消民国立法之机关。否则就成了背叛民国的历史罪人,但即使如此,也是向封建军阀投降、违反约法的失职行为。事实上,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命令未能在张勋限定的三天期限之内发表,正使张勋陷于进退失据的苦境,张勋所率辫兵充其量仅5000人,倪嗣冲等叛督向北运兵均遭各国公使质问;且西南六省已纷纷表示反对解散国会,扬言北伐。连一些外国通讯社也预言:“黎总统解散国会实为左右所误,如黎坚持到底,督军等之谋必败。”退一步说,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即便黎元洪向张勋妥协,解散国会,未必能使时局平静,事实上,很多人都清醒地看到,时局不会因国会解散而澄清,相反,更大的动乱即将到来。国会议员吴宗慈等在解散命令下达之前,上书黎元洪说:“将来国家土宇分崩,苍生涂炭,公实尸之,罪莫逭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黎元洪的妥协给张勋造成了复辟清室的良好时机。
  黎元洪这次解散国会的行为不为国人所谅,亦不为被解散的国会的议员所承认,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发表联名通电说:“解散国会之命令,既总统、总理自认违法,当然无效。”
  国会既已解散,公府军事幕僚处亦已撤销,张勋提出的两项条件业已达到,于是张勋、李经羲定于6月14日进北京。原来说定武军不进北京,至是自食其言,5000辫子兵随张勋耀武扬威地向北京进发,分驻永定门、天坛一带。一时人心惶惶,以为复辟即在眉睫。黎元洪急派夏寿康到津阻其行,一日之间,专车往复三次,张仍拒而不见。夏又访张国淦,张对夏言:“张勋带兵进京,一定会复辟。此时情势迫切,无法阻止。如在没办法之下而想办法,总统如肯放弃成见,立刻免李经羲而任段,则张勋不敢与段为敌,必畏惧不敢到京,但时机迫切,须趁张未来京前,今晚即将命令宣布,若张已到京,便不生效了。”
  夏回京,以张国淦之言告黎,黎颇为所动,但为左右所阻,只得听张勋来后再说。
  13日晨张勋在天津见到解散国会命令后,即通电皖、奉等省,“谓国会失职,全国攻击,已由大总统命令解散。勋将于14日进京,与元首妥商改选国会,组织内阁及改订宪法各节,日内必有完满之解决,此等问题解决之后,各省军队即可撤退。”14日张勋以胜利者的姿态,偕李经羲、张镇芳、雷震春、段芝贵等于下午3时到达北京。黎元洪派公府顾问丁槐、钮传善为代表到车站迎接。届时从车站到南河沿张勋住宅,以黄土铺路,路旁军警林立,喝令行人退避。黎特传令开中华门迎张。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只开过三次:第一次为民元袁世凯迎接南京派来的蔡元培等迎袁五专使;第二次是民二迎接孙中山;此为第三次。其声势之显赫,“恍若讨征功成之帝王。张勋乘专车至,最高级官员迎迓于车站,北京军警全数出卫,与张勋军队夹列道左,张勋乘汽车行,前后附随,共汽车百余辆,由前门车站直抵公府,沿途军队排列不下万人。”
  张勋出站后,并不入公府,照直驱车直抵南河沿私宅。15日,黎设丰盛午宴招待张勋,作陪者有李经羲、王士珍、江朝宗等。在宴会上,张勋拿出一个“手折”,上拟关于解散国会以后解决时局的办法五条,又在席面上口头提出三条作为附件:优待清室条件列入宪法;以孔教为国教;请准定武军增招军队二十营。黎元洪也对张提出四项条件:独立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撤销天津总参谋处;各省军队撤回原防;各省不得扣留中央税款。对于张手折所开五条,黎起初不十分情愿,后经张勋坚持,王士珍、李经羲、江朝宗等帮腔,黎只得批“照准。交院分别办理”。其他附带条件亦均照准。18日,张勋通电独立各省谓:“组织责任内阁,召集宪法会议,改良国会规制,减少议员额数,赎免政治旧犯,屏退公府佥壬等事(即张勋手折所拟五条件)均蒙批准,次第举办。虽手续略分先后,而承认实已完全……则收束兵事,亟须实践前言,电到之日请即取消独立名义……其军队已出发者,即日调回原驻地点。勋俟部署粗定,亦即率队回徐。”但此时,北洋派督军开始对张勋不满,他们为达到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拥他出面,容忍他的跋扈;至国会解散,目的达到,黎已失去任何抵抗作用,张勋继续摆出一副大盟主的姿态,坐镇中央,发号施令,就使各督军逐渐对他产生反感,督军们与张勋的矛盾首先从内阁问题上爆发出来,他们坚持反对张勋一手支持的李经羲内阁。14日、15日,张作霖、曹锟、阎锡山、张怀芝、杨善德(浙江督军)纷纷发表通电,一致反对李经羲内阁。此外,研究系、交通系政客也反对李内阁,李因此不敢就职。16日,张勋、王士珍、江朝宗联名致函徐世昌、段祺瑞,请电劝独立各省恢复原状,并为李内阁进行疏通。同日,张勋又与王士珍联名发表通电,为李组阁疏通。17日,冯国璋首先复电,答应向李经羲劝驾。接着,督军们才陆续表示毫无成见。到19日,已有七省表示不反对李组阁。但张怀芝、倪嗣冲、曹锟以及交通系、研究系仍坚持反对态度。19日安徽倪嗣冲、河南赵倜、直隶曹锟、陕西陈树藩等首先宣布取消独立,到22日,独立各省均取消独立,21日天津总参谋处也宣布撤销。李经羲看到督军取消独立,对他组阁也多采取默认态度。于是积极筹组内阁,准备上任。
  就在北洋督军纷纷取消独立之时,两广督军宣布自主。解散国会命令到达南方各省后,云南督军唐继尧致电北京政府,表示反对解散国会,要求收回成命。6月18日,广东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要求本省当局三日内出师北伐。国民党人和国会议员纷纷南下,拟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李烈钧、胡汉民、冯自由、张开儒(驻粤第三师师长)等致电北京政府谓:“以吾侪流血杀身造成之共和,今既为武人所摧残,岂能容忍”,表示欲“大张挞伐,决不承认调融”。20日,广东督军陈炳?,广西督军谭浩明发出通电,以解散国会为非法,要求恢复国会,并宣布:“于国会未经恢复之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遇有重大事件,迳行秉承大总统训示,不受非法内阁干涉”。所谓“自主”,有别于“独立”即承认总统而不承认内阁,广东并已编成“中华民国护国军”两军,准备出师北伐,23日,云南督军唐继尧、贵州督军刘显世再电北京政府,要求恢复国会,惩办祸首。湖南督军谭延?亦有反对解散国会的电报到京。副总统冯国璋、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烈钧屡电北京,报告粤、桂、滇、黔各省动态,要求中央予以适当解决。黎元洪惟恐西南六省真的起兵北伐,连忙致电西南六省,要求“勿遽称兵”,“元洪虽死难辞,仍望诸公破除成见,共维时艰,以免国破家亡。”他要求西南六省,为了保持表面的“统一”,接受这个违法的现实,静待国会改选。又以万急密电致冯国璋、陆荣廷,要求其调停时局,消敉西南各省兵端。并派人赴粤,劝止李烈钧起兵。张勋、王士珍亦联衔致电冯、陆,请其“力劝西南各省勿得轻即用兵”。陆荣廷的态度比西南其他军政领导人的态度温和得多,对于黎元洪解散国会抱谅解态度。而对于出兵北伐事一直不作明确表态。28日,陆致电李经羲,表示支持李组织内阁,并向李建议“克期依法召集国会,俾全国民意有所依托”。陆荣廷此举恰恰说明作为西南盟主的他并无北伐的打算。至于真心北伐的李烈钧等国民党领袖,因兵费无着,且面临各种矛盾、困难,北伐计划得不到实现。
  由于北洋督军纷纷取消独立,西南各省趋于平静,李经羲于24日宣布就职,为缓和矛盾,声明仅担任3个月。正当李经羲忙着电促阁员就职,并准备召集各省代表进京,征求解决宪法和国会两大问题的意见之际,辫子大帅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北京城内挂起龙旗。
  在张勋进京时,对于复辟事,经徐世昌、阮忠枢等劝告,乃在可行可不行之间。到京后,又受到清室、帝制派和皖系军阀三方面鼓动,才最后下定复辟决心,帝制派张镇芳、雷震春欲加入李经羲内阁,均未能如愿,两人大愤,遂极力鼓动张勋复辟以驱黎泄愤,终日和万绳木式躺在烟榻上酝酿复辟事。
  张勋认为当时复辟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国际上复辟一直得到德国的支持,段祺瑞政府宣布与德绝交后,德国更以帝国政府成立后恢复中德邦交为条件,支持张勋复辟。定武军的武器大部分来自德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亦曾表示:“如果有强有力的人物坚决实行复辟,也是和我们的理想相符的。”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黑龙会成员佃信夫等曾到徐州活动与张勋复辟派有所联络。张勋进京后,其日文翻译谢介石经常奔走于日本使馆,6月27日晚,日公使林权助设宴招待张勋、万绳木式和江朝宗等。张勋亦曾拜会过其他各国公使。在国内,国会已经解散,各督军取消独立,黎元洪失去反抗能力;段祺瑞虽潜伏在津,但张勋认为,其在政治上已失地位,军事上无直接统辖的军队,故不把段放在眼中。冯国璋目前态度不明,但即使反对,江南另有积极赞助复辟之倪嗣冲、李厚基,亦可抑制其力量。至于西南各省,张勋以陆荣廷与己“深相契洽”,不会反对复辟;即使反对,“则滇、粤等省,皆僻处边隅,鞭长莫及,无如我何。”于是,立即毫无顾忌地大干起来。27日晚,康有为携清室旧臣沈曾植、王乃澄,化装秘密到京。当时,报纸即推测:“文圣与武圣握手,必有一番惊天动地之事业。”
  6月30日晚间,辫子军大帅张勋偕同复辟派陈宝琛、刘廷琛两人,鼠窃狗偷般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会议完毕,张勋若无其事地到江西会馆专赴彩觞。
  同一时期,步军统领江朝宗接二连三地接到安定门和西直门守城部队打来的紧急电话,有大批辫子兵要叫开城门,应当怎么办?江吩咐他们暂时不得开城。他正想去向陆军总长王士珍请示,不料这个平日极有修养的北洋派元老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带着急促而沉低的声音告诉他:“复辟就在眼前,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江建议立刻报告总统。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动身,就有辆汽车在门外停下,有人敲门走进来,手里拿着雷震春、张镇芳两个人的大名片,请他们即刻到“大帅”公馆商量要紧的事。正说着,近畿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也都迈着慌乱的脚步走进来了,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就被那个副官模样的人邀请他们一同到“大帅”公馆。话音未落,又有四个军官乘坐另一部汽车到来,催促他们马上动身。这四位目瞪口呆的将军只好乖乖地跟着这一群来人上车。
  汽车开到南池子“大帅”公馆,就看见尾前尾后都站满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辫子兵。四位将军身不由己地走进去,他们的侍卫人员都被阻于大门之外。走进了内室,看见张勋、万绳木式、雷震春、张镇芳几个人,还有辫子兵吴、刘两个统领都坐在里面。张勋的脸色如凶神恶煞一样,轻蔑地向江投了一眼,问他为什么不肯开城放城外的军队进城。江朝宗战栗地说:“没有陆军总长的命令,不到时候不能开城。”张勋扫了王士珍一眼说:“聘老怎么办呢?”
  王立刻命令江朝宗用电话通知守城部队开放城门,于是辫子兵就像潮水般涌进城来。
  这个问题解决了,外面又有人跑进来报告,国务总理李经羲要见“大帅”。张勋摇手说:“没有工夫,不让他进来!”
  接着,张勋站起身大声地说:“今天马上就要迎接皇上复位。有不赞成的,都不许走!”
  没有人敢不赞成,也没有人开口说话。张勋就把王士珍、江朝宗等装进汽车,并令吴炳令,天明之后家家户户都要悬挂黄龙旗。顷刻间,北京大街小巷处处传来了敲门声吆喝声,这声音此伏彼起,把人们从梦中惊醒,使人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惊恐和不安之感。湘、陈光远、李进才、刘廷琛、沈曾植、万绳木式等分乘汽车,一直驶进清宫停下来。此时已是7月1日破晓前3时左右。溥仪升了殿,颁布了“登基诏”,恢复了“大清”国号和“宣统”年号,中华民国6年7月1日改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这时,天还未亮,又急忙传下一道命令,天明之后家家户户都要悬挂黄龙旗。顷刻间,北京大街小巷处处传来了敲门声吆喝声,这声音此伏彼起,把人们从梦中惊醒,使人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惊恐和不安之感。
  上午4时,张勋指定王士珍、江朝宗为国民代表,梁鼎芬为清室代表,李庆璋为他自己的代表,一齐到公府逼迫黎元洪在已经拟好了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章。黎像木头人一样,既不动笔签字,也不开口说话。他轻蔑地瞥了王士珍一眼,王立即低下头不敢拿正眼来望他。梁鼎芬说了许多利诱威胁的话。黎才开口说:“你是什么人,我不和你说话!”后来索性连眼睛都闭上了。
  7月1日清晨,北京的街头巷尾挂出了各式各样的黄龙旗,有的在黄布上画了个蓝龙,有的用木版在黄纸上刷印的,有长方形的,有三角形的,大小不同,形状不一,破烂不堪,随风飘摆,还哗哗啦啦地作响。这天,前门外的生意也格外兴隆,成衣铺赶制龙旗,供不应求;古衣铺里的清朝袍褂,被刚刚受封的遗老们抢购一空:做戏装道具的铺子里用马尾编的假发辫也成了畅销货。一些人赶浪头,穿着清朝时的服饰在街上走来走去,都好像从棺材里跑出来的。古老的北京城显得格外寂静而又杂乱,光怪陆离,阴森可怕,像一个鬼的世界,老百姓都带着一副惊慌和疑惑的面孔,可是,谁也不敢问,谁也不知其所以。
  上午9时,张勋和康有为又由神武门到清宫,用“御玺”盖上一道一道的伪谕,由张勋副署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