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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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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9)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8月9日,靳云鹏第三次组阁。徐世昌裁四省经略使,任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与张作霖之东三省经略使相埒。徐邀曹、张共同议定四点,直鲁豫巡阅使和东三省巡阅使管辖省分中的用人行政大权“得便宜行事”;更换疆吏(督军)必须共同商榷“以期内外如一”,给予曹、张参与中央用人行政的决策权;巩固内阁(靳云鹏),不得已更换时“共相示知”,即内阁人选必须经曹、张通过;中央如有重大事件共助办理。这反映出中央和地方,直奉两系之间的权力分配,而北京政府由皖段控制换成直曹、奉张共同把持,英、美、日成为北京政府的共同主子。徐世昌从此在两派之间走钢丝,政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靳云鹏第三次组阁,排挤了亲日的旧交通系,引起奉张恶感。张作霖拉拢旧交通系要角叶恭绰,收买交通银行股票控制中央财政。靳内阁财政困窘,旧交通系控制的银行则作壁上观。1921年12月18日,徐世昌密电召张作霖进京,商议内阁问题。旧交通系乘机发动进攻,靳阁倒台,外长颜惠庆只暂代6天。12月24日,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内阁成员9人中,仅内务总长高凌?一人属直系。梁士诒内阁是奉系捧出的亲日内阁。
  梁士诒上台后,赦免通缉在逃的皖系军阀政客。在与日本公使谈话中,满足日本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的要求,拒付吴佩孚索要巨额军饷。梁士诒同意借日款赎路,正是全国人民注视的华盛顿会议收回山东的敏感问题。吴佩孚以鲁案为题通电全国,揭露梁士诒媚日卖国,“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是该路仍久日人经营;更益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呼号与代表所争执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人民的反日爱国热忱和舆论优势,在直吴一边。梁通电解释,奉张通电为梁辩护。吴佩孚再次通电全国:“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直系掀起倒阁政潮,苏、赣、鄂、鲁、豫、陕、晋七督起而附和。梁士诒百口莫辩。1922年1月19日吴佩孚领衔联合致电大总统徐世昌,请“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否则,“请解佩孚等之职以谢梁士诒”,提出“万不得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北京各界联合会等40多个团体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诞生刚满月的梁内阁于1月25日倒台,又以外长颜惠庆暂代,直、奉两系围绕梁内阁去留的电报战,预告着两军阀的实战为期不远了。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发起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中国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参加。这是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变化了的实力调整关系和分割殖民地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山东问题,美国以门户开放政策联合英国迫使日本让步,放弃了攫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胶济路由中国以国库支付券赎路收回自办。此点尚差强人意。但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必须承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打破大战期间日本独占中国的状况,又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直奉交恶,徐世昌先后派出张景惠、赵尔巽、孟恩远出关劝解;继而又密派其弟徐世章及吴笈孙调停,直方的王承斌、曹锐等亦去游说劝和。徐世昌于1922年2月25日发表罪己通电,以消释直、奉成见,拉出鲍贵卿任阁揆,想取得双方谅解,均无结果。双方调兵遣将,并以电报骂阵、叫战。徐世昌又推出与双方有关系的张锡銮、赵尔巽、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等六人,致电曹张先撤兵,约日天津会晤,消除隔阂。六人又致电吴佩孚静待调解结果。4月26日,徐世昌以和事佬的状态下令双方军队从接近地点后撤,4月29日,直、奉两军三路同时开战,西路双方均以重兵屯集,战斗最激烈。吴佩孚先守后攻,前后夹击,奉军第十六师投诚,西路失败,各路总崩溃。张作霖败退关外。
  5月5日,徐世昌看到胜负分明,下令奉军退出关外,直军回防。又令严惩煽动战争的交通系叶恭绰、梁士诒、张弧逮交法庭讯办,免去接近奉系的三总长。7日,吴佩孚到天津,一再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张作霖。10日,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裁撤东三省经略使,蒙疆经略使各职。又任命吴俊升、冯得麟分署奉天、黑龙江督军,袁金铠、史纪常分署奉天、黑龙江省长。吴、冯、袁、史通电不受乱命。张作霖则于5月12日、6月4日通电宣布东三省独立自治,自称“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并发表通电,披露徐世昌以调解之名,挑拨直奉战争的内幕。其一,派其弟徐世章及秘书吴笈孙传徐之命命令率军入关,“以资震慑,庶几总统用人行政,可免为人监视,而得自由处分”。其二,张入关后,又以直军徒有其名,无能为力,如一战而胜,则曹、吴授首,总统安心“相挽留。其三,战败出关,徐又遣使劝其再战”,一方面以命令削其职权,“犹谓敷衍门面”。张指斥徐世昌“诡谲多端、惟利是视”,使徐十分难堪,无以自处。
  徐世昌自任总统以来,向以利用南北矛盾,直、皖、奉各派矛盾操纵平衡,以为自固之计。直奉战后,失去平衡不仅见恨于奉张又不得不被直系一派控制,直至最后被其抛弃。
  直系战胜奉系后,就如何独擅北京政权,甩掉徐世昌这个包袱,反复磋商,没有采取昔日提倡的召开“国民大会”,也不取“联省自治”方案,却抛出了“法统重光”的办法,即恢复民国六年的旧国会,拉出黎元洪复位作过渡,先合法赶走徐世昌,再合法选举曹锟为总统,这个办法亦可杜绝西南军阀口实,抢过“护法”旗帜,“统一全国”。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各省,就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位征询意见,苏、鲁、鄂、浙立即响应。19日,曹、吴联名通电征求“民意”。旧国会议员80余人在王家襄、吴景廉指挥下,26日在天津举行临时会议,通电全国,依法集会。徐世昌闻讯电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禁止,杨知集合为直系所许,对徐的命令置若罔闻。28日,曹、吴复电祝贺旧国会之恢复。孙传芳通电主张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齐燮元径电徐请其下野,徐世昌想恋栈不去,并想以召集新国会,待五年任期届满选出新任者后,完满下台,但无法实现。遂于5月31日在万般无奈中通电表示,孙(传芳)所云“忠言快论”,“本获我心”,“一有合宜办法,便束身而退,决无希恋”,6月1日旧国会议员203人在天津集会,通电全国即日起行使职权,宣告非法总统无效,并斥其是伪总统。吴佩孚已不能容忍徐世昌延宕了。李济臣一天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说:“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快腾总统府。”后得到王怀庆报告,保定光园会议明确保护徐生命财产及个人一切权利。6月2日,徐世昌通电辞职。此日,为早已柬约的驻英公使顾维钧述职午宴,徐办理了去职事项,照常赴宴。入席后,徐举杯说:“鄙人与诸君此次宴会,一则为顾少川公使洗尘,二则向诸君辞行。”说完泪水欲流,众人相顾无言。午后2时,席散送客,徐回家休息,3时半率眷属到前门车站。送行的有全体阁员和政要人物。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率卫兵一连护送。徐世昌强颜欢笑,向送行者道别,匆匆登车黯然回津。徐世昌从1918年9月当选总统到1922年6月2日辞职计三年零九个月。
  第四节 黎元洪:梅开二度
  霎时间,黎公馆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位下台总统,又成了盛极一时的中心人物了。
  这个电报,给黎元洪泼了一头凉水。
  原来,这就是由饶汉祥主笔的滔滔三千言的所谓“废督裁兵”之“鱼”电。
  这种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妙计,不知是哪一位神机军师想出来的。
  在鲜花美酒的映衬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市民请愿团”手持小旗,高呼:“总统退位。”吼叫声震耳欲聋。
  黎元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他亲自提名任命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早已奉曹锟之命在杨村车站“恭候”他的到来。
  非常时期总统走马灯,五年之后黎公再过一把瘾
  黎元洪自张勋复辟失败下台后,至徐世昌辞职,已在天津英租界隐居五年,平时闭门谢客,在寓读书写字自遣,并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实业和金融方面的投资活动,不再过问政事。直奉战争,奉军完全失败,未知将来如何变局。本是局外人的家常话,未想到将来的“变局”还会与他有关。然而黎左右策士早已不甘寂莫,正思待机而动,自直奉交恶,即开始暗中同直系联络。5月中旬以后,不时传来请黎复职的消息,黎左右大为兴奋,黎本人也注意起来,可是他仍然没有想到形势发展的这样快,从5月下旬开始,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和吴景濂等联袂来到黎宅,请他出山复任总统。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只沉吟着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的多!”随后,曹锟的参谋长熊炳琦,吴佩孚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高洪恩等相继来津,敦促黎元洪早日返京复职。霎时间,黎公馆前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这位下台总统,又成了盛极一时的中心人物了。直系军阀催促复位的电报纷纷而至。在直系军阀的一片拥戴声中,黎元洪出山的决心始定。然而,6月3日,皖系军阀卢永祥突然发来一电,正告黎元洪:“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五年,河间(冯国璋)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如非要“强而行之”,必“陷于非法!”这个电报,给黎元洪泼了一头凉水,看来“复职”一事并非可以简单从事,加之幕僚中人亦有劝他“慎其出处”。于是,黎即于当日发出通电,作为对曹锟、吴佩孚以及各省区来电敦促复位的答复,电云:“元洪自引咎辞职,蛰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及才轻力薄,自觉弗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复,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当曹、吴看到黎元洪这一通电后,惟恐直系的策划落空,赶忙派出代表多人到津劝黎。各代表再三敦促不已,黎元洪乃言:诸公暂退,容余慎思。各代表遂退出黎宅。仍定下在黎元洪未入京正式就职前,逐日前往,继续敦促。同时,旧国会方面亦派代表20余人在吴景濂、王家襄的带领下轮番赴黎宅促驾。国务院除派交通总长高洪恩前来欢迎外,国务总理周自齐个人复派侨务局副总裁李钦到津敦请。一时间“劝驾之勤,称为极盛”,弄得黎宅天天是“黑压压地一屋子人”。
  黎元洪同其幕僚经过一天的紧急磋商之后,于6月6日在其宅邸举行了一次谈话会,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人代表、两院议长、议员及各省团体代表多人与会。会上,黎略致寒暄后,便拿出一张电稿让大家传阅,并说:“本人特发一电,对于时局前途有具体之主张……鄙人出处以今日所主张者为惟一关键,在座诸君可以此意传达各省区长官及全国国民,如以鄙言为不合,则今日与诸君畅谈之日,即为最后会晤之一日,鄙人不敢再问国事矣。”原来,这就是由饶汉祥主笔的滔滔三千言的所谓“废督裁兵”之“鱼”电。
  “废督裁兵”,与前期所提“军民分治”口号一脉相承。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曾授意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大倡“军民分治”,后又明确提出“废督裁兵”的倡议,然而当时军阀各部分已使袁尾大不掉,根本无法实行。袁死后,黎在继任总统位上亲身感受到武人干涉政治的厉害,他最终就是被督军团威逼下台的。纵然他对总统高位颇有贪婪之心,然而一想到那些拥兵抗命的督军,就如芒刺在背,所以在直系军阀一再拉他复位的情况下,他再次提出“废督裁兵”作为出山条件。电文列举督军制之“五大害”:第一,各督拥兵,为求其众,且日日扩军,致使“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结果是“无人不兵,无兵不匪”,人民不胜其扰;第二,各督“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使中央和地方财政均告竭蹶;第三,“军位既尊争端遂起”,各省连年争战不已,使得国无宁日,民遭荼毒。第四,“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破坏共和国家的“民治”原则;第五,因大权所集,均在督军,故政党争权时均以督军为凭藉,“政客藉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使全国局势更趋混沌,有碍统一。黎要求各督军“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刻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最后表示: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鄙,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
  “鱼电”一发出,因其符合人民厌乱心理,故一时颇获社会的同情,而惟恐黎元洪拒绝复职而不能为己所用的曹、吴首先通电表示响应。冯玉祥复电更为恳切,谓“废督请自隗始”。陈光远表示愿首先解职。其余如田中玉、肖耀南、刘镇华、齐燮元等各省督军,亦先后来电,一致愿听命令。兼之西南方面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等,也表示赞成恢复旧国会与黎元洪复职。黎面对直系军阀一致发出的拥护“废督裁兵”的表示,进而复发一电,谓“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同时,黎元洪为求得吴佩孚及各省督军对“废督裁兵”的确实保证,又于8日派其亲信金永炎到保定会见吴佩孚。谁知吴一见金永炎,便直言不讳地说:“黄陂如果再要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你回天津,请他一言而决!”同日,在天津黎宅是另一种场景:曹锟的代表熊炳奇、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黎府,恳请黎即日入京就职。黎一再解释,许多省份对“废督裁兵”尚未表态,不能贸然入都。熊、李二人见言归无效,竟扑通一声,下跪哀求,黎大惊,一时不知所措,后亦还跪。10日,金永炎自保定回到天津,向黎报告了吴佩孚的严厉态度;黎又闻讯,曹锟在见到黎的“鱼”电后,曾在暗下表示:让他作现成的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曹身边的政客甚至叫嚷抛开黎元洪,让曹锟直接当临时总统,或者先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选举前的过渡机关。无论是熊炳奇和李倬章的下跪软磨,抑是曹锟、吴佩孚的疾言厉色,都使黎元洪意识到,直系军阀已不容许他讨价还价了。其实,说到底,黎并非真正指望他的“废督裁兵”主张会得到实现,不过是一为博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二为多少树立一些总统的威严,可使自己蛰处数年之后,忽又复任有个台阶下。现在曹、吴及其他直系军阀已公开表示拥护“废督裁兵”,总算脸上有了面子,若再较真,恐怕这飞来的总统位置会得而复失,所以黎不再等待其他督军的表态,也不敢再要求各督军先行解职,赶忙于10日发表接受复职的通电。谓“鱼电计达。顷接曹、吴两巡阅使、齐督军、冯督军、田督军、阎督军、肖督军等先后来电,均表赞同;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实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日通电,具见体国公忠,立志坚决,无心悔祸,元气昭苏。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剥尽复亨,喜极以泣,当为全国遗黎顿首拜赐。”同日又发一电,通告于6月11日早8时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下,复任总统。
  实际上,黎复位是直系军阀“因无法收拾残局,所以勉强拉出来”,让他充为傀儡,暂时过渡一下的权宜之计。俟挤走徐世昌,迫使孙中山放弃护法旗帜后,再由直系军阀“名正言顺”地独擅政柄,把曹锟捧上总统宝座。换言之,黎的复位“本来没有法律根据”,连黎的幕僚“多方考求而不能得适宜之解释”,最后只得“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所以,1922年8月1日旧国会宣称继续六年两期常会而宣告复会后,黎元洪即咨请补完1917年7月正式辞职手续,以期取得任期之合法解决。然而吴景濂等深知黎之计谋,遂将咨文退回。当时,著名学者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周报》,曾对黎“咨请”之事有所评论:“黎元洪忽然向国会‘补完民国六年七月正式辞职手续’!这种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妙计,不知是哪一位神机军师想出来的。然而这确是一条妙计。假如国会准他辞职,那就是国会承认他的法律位置了。假如国会不准他辞职,他更是合法的总统了。假如国会不受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国会自身不肯解决这个问题,他仍旧可作他的总统了……现在国会果然把咨文退回去了!黎元洪自然‘决不稍图推卸’了,这岂不是一条妙计吗?――然而过去的事实还是事实,过去的岁月还是岁月,决不是一纸公文就能弥补了的。其实,黎元洪若能老老实实的认清自己的职务,是在非常时代被拥戴出来维持现状的一个临时总统,这一层还可以得国人谅解,还可以得历史上的谅解。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6月11日,黎元洪在曹锟的代表高恩波,吴佩孚的代表熊柄琦,旧国会众参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等几十人的千呼万唤声中,率亲信金永炎、哈汉章乘专列赴京就职。当天中午,黎氏一行先到东厂胡同黎宅稍事休息,然后,兴致冲冲地来到中南海举行了隆重的大总统复职仪式,在鲜花美酒的映衬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他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受罪”
  如同五年前一样,黎大总统上台亮相后,首先要求切实实行“废督裁兵”的既定方针。6、7月间,他先后任命了十多位省长以期将实权从各省督军手中夺过来,但结果遭到了手握军权的督军们的强烈反对,被新任命的省长,不是拒不受命,就是被当地拒绝,就连当初毕恭毕敬,表示废督裁兵愿为首倡的吴大帅,这时也装聋作哑,一拖再拖。“废督”之举最后也只好是不了了之。“裁兵”一事与前者一样,在各省军阀的抵制之下,再次化为泡影。
  随着直系统治的相对稳定,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加剧,逐渐形成以常驻保定的曹锟为首的“保派”和以常驻洛阳的吴佩孚为首的“洛派”。
  “保派”企图通过控制北京政府逐渐由曹锟取代黎元洪,而“洛派”则希望通过黎氏的过渡而由吴佩孚操纵大权,双方明争暗斗使夹在其间的黎大总统时而被推向浪尖,时而又被抛入谷底,苦不堪言,难怪黎氏深有感慨地说:“他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活受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