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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天安门-(二)

本书选择了中国政治变迁的聚焦点--天安门这一独特的视角,完整系统地记述了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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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16)
发布时间:2019-08-16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直、皖双方如此尖锐对立,给张作霖的调停带来了极大困难。但他似乎并不气馁。从保定回京后,张作霖仍继续同各方协商,企图找出一条生路。他认为,靳云鹏内阁能否复职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实现内阁的局部改组和安福系三阁员出阁。张作霖将此意见托参谋总长张怀芝转告段祺瑞,并再次亲赴团河,企图说服段祺瑞赞成这一办法。但段祺瑞除表示同意靳云鹏继续担任阁揆外,拒绝了让安福系三总长下野等倡议。他坚持,即使内阁改组,安福系至少必须保留财政、交通两席。财政、交通两总长职位是安福系最大的财政来源,安福系当然死抱住不放。
  张作霖的主张不但得不到段祺瑞的赞同,也不为靳云鹏所接受。靳云鹏深知处在直、皖两系的夹攻中滋味难受,干脆推荐他人组阁。他的意见是让周树模出来组织新内阁,他本人愿在新内阁中继续担任陆军总长。
  北京这边,张作霖的调停毫无进展,而保定那边,却连连催逼。6月25日与27日,保定方面连续致电张作霖与徐世昌,要求对内阁及时局问题从速解决,至少必须先办妥一两件事,以安军心。保定方面还坚持,除靳阁复职,撤免安福系三总长外,还必须裁撤徐树铮的筹边使,将边防军交归陆军部管辖。与此同时,曹锟、吴佩孚等还公开发表了《直军致边防军西北军书》,集中火力攻击徐树铮:“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绍王当,而指挥安福系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乱行为。”此处所说的“先进泰斗”指的是段祺瑞。直系所采取的是古代常用的“清君侧”的办法,不公开反对段祺瑞,而反对段祺瑞周围的小人,即徐树铮与安福系。张作霖用的也是这种策略,目的是对皖系控制的军队进行分化。
  由于保定方面的催逼,张作霖又前往团河,正式向段祺瑞提出免去徐树铮职务问题。可段祺瑞却含糊其辞,表面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却为徐树铮和安福系辩护,抵制直系的要求。他对张作霖说:“安福之坏,我已知之,我非安福,君亦知之。偌大政党,难保无不良分子,无可讳言。徐树铮得罪人,我亦知之,我对于国家,始终以直道,绝无权利之私,现在惟望徐总统收拾时局。”其实,徐树铮也好,安福系也好,都是秉承段祺瑞的旨意行事的,要段祺瑞自斩羽翼,无异与虎谋皮。
  后来,张作霖考虑到靳云鹏坚决不肯复职,并力荐周树模组阁,又于6月28日去团河见段祺瑞,好不容易与他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大致内容是:解散旧阁,靳云鹏不再复任总理,安福系三总长也同时下野,双方各得其半;由周树模组织新内阁,除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易人外,其余如内务、海军两部不动,外交、农商、教育三部补提,靳云鹏仍任陆军总长。对徐树铮的免职,边防军,西北军的归属问题,段祺瑞同意作表面形式上的让步,即边防军、西北军归段祺瑞节制,徐树铮的筹边使仍保留。在这一妥协方案得到徐世昌认可后,张作霖将其内容电告保定方面。曹锟、吴佩孚等人的答复是:由谁组阁的问题“悉凭元首主张”,但筹边使官制必须取消,徐树铮的兵权必须解除,安福三总长必须罢免。保定的电文还说,民国6年,段祺瑞曾联合各军,向黎元洪兵谏,如今,保定方面不过是效法当年段祺瑞之所为,向段祺瑞兵谏而已,且均是为国,毫无私意。与此同时,安福系政客于6月29日在太平湖集会,也对上述妥协方案提出异议,声称如周树模组阁,安福系无论如何必须保留财政、交通两部,否则就坚决反对。
  6月30日,张作霖再赴团河,将保定方面的意见转告段祺瑞。但段祺瑞的态度很强硬,坚决不接受,正色厉言道:“调停政局,乃极好之事,惟吴佩孚以一师长干预政事,要挟条件,此风一开,则中央威信扫地。”见段祺瑞毫无通融余地,张作霖知调停已走到绝路,遂向段祺瑞表示,不愿再当调停人,准备即日离京返奉。当天晚上,张作霖去徐世昌处辞行,徐世昌因已就寝,未能见他,但传谕请张作霖务必不要离京。第二天,徐世昌又坚决挽留,段祺瑞等也担心张作霖一走,局势发展于己不利,故亦托人劝挽,并表示:“诸事尚有磋商余地。”张作霖这才答应留下继续调停,但声明他不可久居北京,调停只能以五日为期,届时仍不能解决,他将卸责不管。
  7月1日,安福系再度开会,决定改变策略,以攻为守。他们向徐世昌提出,一是请段祺瑞组阁,二是要求惩办吴佩孚。安福系妄图以此抵制直系的进攻。安福系声称,如这两条能办到,则徐树铮可以解职,安福系也可解散,三总长亦愿意辞职。显然,安福系玩的是“丢卒保帅”之计。他们私下认为,只要由段祺瑞组阁,皖系和安福系的利益就能得到维护。
  然而,徐世昌却不愿看到安福系的计谋得逞,抢先一步,于7月2日发表批准靳云鹏辞职命令,同时将总统关于提名周树模组阁的咨文,送至众议院。徐世昌这一着是同张作霖商量后采取的,目的是破坏安福系拥段组阁的图谋,同时也为罢免徐树铮做准备。徐世昌和张作霖均以为,先免靳云鹏,再撤徐树铮,可以堵皖系的嘴巴。
  但徐世昌和张作霖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也不那么容易。一则,皖系坚决反对由周树模组阁;二则,周树模本人在如此剑拔弩张的形势下,也不肯出面组阁;三则,保定方面也认为,周树模组阁解决不了问题。曹锟、吴佩孚等人的目标,是要解散安福系,免掉徐树铮。北京免靳云鹏的命令下达以后,曹锟、吴佩孚立即致电徐世昌,认为西北军不移归陆军部节制,祸根尚在,“归段统率,与归徐统率一也”,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7月3日,曹锟又公开发表了一封通过张作霖转致徐世昌的电报,强烈要求立即撤罢徐树铮的职务。该电说:“安福奸党,倒行逆施,天人共愤,迭经中央申明法纪,迄未奉准。今闻彼党益无忌惮,竟欲拥段组阁,贯彻亡国主义,是皆徐树铮等之鬼虫或伎俩。三军将士倏闻之下义愤填膺,甚有直向神京歼此丑类之势。幸请大总统刚断,先行罢免徐树铮各职为入手办法,以平众怒,否则锟实无法排解,惟有不负维系之责。”
  张作霖本是坚决反对徐树铮的,只因他处于调停人地位,不便公开表态。此时,见各方态度均已十分明朗,他也决定公开反徐。7月3日,张作霖和曹锟、李纯联名发出讨徐通电,宣布了徐树铮“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权”“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等六大罪状,并声称要“为国除奸,义无反顾”,等等。
  徐世昌早就对徐树铮不满,只因慑于皖系实力,不敢动徐。现在既有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人撑腰,顿时壮了胆气。7月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召集特别会议,决定免除徐树铮之职。当天,即公布了三道命令:一是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二是免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作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由李垣暂时代理西北筹边使;三是裁撤西北边防总命令一职,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就这样,徐世昌以授予徐树铮“远威将军”之虚衔为由,免掉了他“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命令”两项重要实职。
  皖系和安福系,特别是徐树铮本人,岂肯善罢甘休,轻易交出兵权。何况,凭徐世昌的一纸命令,也不可能就此剥夺徐树铮和皖系的兵权。徐树铮认为,徐世昌此举,并非针对他一人,而是助直排皖。因此,免职令公布的当日,徐树铮便到团河向段祺瑞哭诉:“树铮之滥借巨款,编练重军,甘为天下之不韪,无非是为督办计耳。今总统惑于佥壬,免去树铮之职,是欲排去皖系也。排皖系,即所以排督办。树铮一身不足惜,其如督办一身之威名扫地何?”这里所说的督办,即担任边防督办的段祺瑞。段祺瑞经此一激,自然压不住心头怒火,气冲冲地说:“吾与东海(徐世昌字东海)有数十年之交好,故于改选之时,愿与河间(冯国璋字河间)同时下野,而以元首之位让之。何意彼年老昏聩,竟出此非法之举动。彼既不念前情,老夫亦顾不得面子,今日誓不与之甘休!”段祺瑞终于下决心要同徐世昌摊牌,同直系拼个鱼死网破了。第二天,7月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的名义,下令对边防军和皖系控制的其他军队进行紧急动员,准备对直战争。
  在煽动段祺瑞动武的同时,徐树铮还秘密策划了一个杀害张作霖的阴谋。他见张作霖名为“调停人”,实则助直反皖,尤其是与他本人敌对,对张作霖恨之入骨。7月5日,徐树铮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拜访了张作霖,并以段祺瑞的名义,请张作霖再到团河,与段祺瑞会商善后办法。他想重演1918年在天津谋杀陆建章的故伎,将张作霖骗至团河后杀害。
  张作霖不知是计,遂于7月7日应约再到团河,与段祺瑞见面。会见进行中,徐树铮以接电话为名将段祺瑞叫出,告知其刺杀张作霖的计划。段祺瑞毕竟比徐树铮老谋深算,也不似徐树铮那样不择手段,而要考虑后果,故犹豫不决。当段祺瑞带着不安的心情返回座席时,机警过人的张作霖,立即看出了段祺瑞的神色异常,知道大事不好,必须立即离开此危险之地。于是,张作霖借口出恭,进了厕所,然后由厕所偷偷溜出,驱车急赴车站。此时已是7月8日午夜1时左右。张作霖逃走后,徐树铮企图令驻廊坊驻军截击。但张作霖已得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离京赴津,徐树铮的计划落空。徐树铮曾为此顿足叹惜:“大事去矣!”而张作霖经历了此次惊险,返回奉天后,一下火车就慨叹道:“我又回来了!”
  至此,张作霖的调停完全失败,他做了十几天的调停人,费了很大的劲,结果却徒劳无功,还差一点将老命也搭上。尽管张作霖在调停中不无偏袒直系之心,但“调停”的失败并非他的责任。直、皖两派早已势成水火,决非调停所能解决。
  在直皖相拼中渔利
  张作霖“调停”失败,被迫离京的当天清晨,段祺瑞便由团河入京。上午,他就在将军府召集了由近畿各军重要长官及国务员、参谋总长、卫戍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百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段祺瑞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一方面斥责曹锟、吴佩孚,要求北京政府将其撤职查办,另一方面公开宣布要进行所谓的“兴师讨逆”。段祺瑞说:“国家以纲纪为重,纲纪不振,则国不存。吴佩孚受贿通敌,无故撤防,以至湖南失败,涂炭生灵。撤防后又在保定兴风作浪,逆迹昭彰。曹锟竟敢以兵力要挟元首,胁迫中央,为种种破坏法律之主张,且要求下令免徐之职。徐使此次收回外蒙,厥功甚伟,并未用中央之款项而收回数万里之疆宇,曹、吴等则要求元首罢免徐使,法纪荡然,是非不明。鄙人为维护国家纲纪及维持元首威信起见,不得不兴师讨逆。现拟呈请大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钅英褫夺官勋,交祺瑞拿办。现已入军事范围,如有不听命令者,当按军法从事。”段祺瑞讲完之后,安福系的政客曾毓隽立即起来响应说:“现时我等惟当知有督办,不当复问政府,督办此言,当一致赞成。”其他与会者亦纷纷表示赞同。会议当即作出决定,并拟出要求徐世昌惩办曹锟、吴佩孚的呈文,由段祺瑞签名,各军官副署后,交代理内阁总理萨镇冰转呈徐世昌。会上,段祺瑞还宣布,任命段芝贵为京师戒严总司令,吴炳湘为副司令,他自任所谓“定国军”总指挥,徐树铮为总参谋长。会后,段祺瑞又发表了声讨直系的通电。
  实际上,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徐树铮已在调兵遣将,安排进攻直军的军事部署。他密令驻洛阳的西北军两个旅牵制吴佩孚的军队;密电皖系干将吴光新从湖北调部队到河南信阳,与北方皖军遥相呼应;命令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向长辛店开拔。他还通过陆宗舆、曾毓隽等人分别从中日汇业银行、交通部取出现款300万元,充作军费。在7月8日的军事会议之后,段祺瑞又回到团河,进一步讨论了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个师,以曲同丰的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以刘询所部陆军第十五师、陈文运的边防军第三师、李进才的陆军第十三师、魏宗瀚的陆军第九师分别为第二、三、四、五线。7月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坊,第九、十三、十五师则向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房山、琉璃河一带进发。
  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皖系开始对徐世昌施加压力,迫其按照段祺瑞等人的旨意惩办曹锟、吴佩孚。段祺瑞等人的呈文送达总统府之后,徐世昌随即召集全体内阁成员开会讨论。起初,徐世昌不同意惩办曹、吴,后经安福系政客曾毓隽等一再施压,徐世昌勉强答应免吴佩孚一人职。曾毓隽等人仍不放松,一定要徐世昌也在罢免曹锟的命令上盖印,并说:“总统只管盖印好了,一切皆有段合肥负责。”徐世昌曾派人至团河谒见段祺瑞,征询缓和办法,但段祺瑞态度强硬,根本不把大总统放在眼里。他明确表示:“非将曹锟免职,吴佩孚惩办,曹锟交法庭,不能缓和。”段祺瑞还威胁说:“总统免曹吴职与否,彼亦自有权衡,我不便干预,亦不必干预。纵彼不下令,我岂不能免曹吴而拿办之耶?”在段祺瑞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无可奈何,只好将内阁呈送惩办曹、吴之命令誊印发表,但声明自己不承担意外之责任。该命令说:“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
  这个惩办曹锟、吴佩孚的命令,不啻是皖系对直系的宣战书,直系当然不能不应战。在此命令发表前,驻河南的吴佩孚军已经向北开拔,其前锋已达高碑店一带。曹锟的军队也由保定开赴高碑店,准备应战。惩办曹、吴的命令发表之后,保定方面更是激愤。7月9日,曹锟在天津举行了誓师典礼,将所部命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钅英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当直、皖两派厉兵秣马,准备火并之时,作为直、皖之外的一支独立力量,张作霖及奉系的态度不但备受直、皖两方的关注,也为全国各界所注目。在直、皖最初的争论中,张作霖曾标榜中立,以“和事佬”面目出现。尽管张作霖的“中立”和“调停”实际上有所偏向,但他毕竟没有公开宣布助直反皖。调停失败,张作霖离京后,表面上虽宣称继续中立,但助直反皖的立场却日趋明显。7月8日,张作霖在军粮城下车后,随即赶到天津,与曹锟、吴佩孚等人举行了紧急会议。曹锟在会上表示担忧,认为战事一开,直隶首当其冲,如不能获全胜,徐世昌势必“受段之要挟,乘风转船,加以叛乱的罪名,则直隶危矣”。但吴佩孚却信心十足,认为取胜没有问题。他分析了直、皖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指出:“就实际上论,段派所恃者仅边防军,该军成军以来,未经战阵,经验缺乏,且闻所用军官多系学生,颇有思想,决不肯效忠奸党,与同胞为难,一临战地,溃散立见。”吴佩孚还说,仅他所率领的军队,就足以挡段祺瑞全部之众而有余,“即万一战而不胜,我军抢夺京汉路线,联合西南,以直隶为前敌,河南为中坚,湘粤为后盾,徐图进取,更有张巡阅使控制东北,则段派直如瓮中之鳖,又何虑哉!”经吴佩孚这么一说,曹锟有了信心,张作霖也觉得吴佩孚的话有理,表示赞同。从这次会议的情况看,张作霖虽然并没有明确表示奉系如何动作,但在心里,他已决定站在曹锟、吴佩孚一边,与直系共同倒皖。
  在张作霖看来,直、皖相拼,正是自己从中渔利的好机会,不能放过;而直、皖虽未开战,然胜券显然已为直方所握。张作霖认为自己介入直皖战争比不介入有利,助直比助皖对自己更有好处。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张作霖回到奉天之后,立即召集吉林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孙烈臣、奉军总司令张景惠及师长吴俊升、张海峰等人开会,作出了出兵关内、助直反皖的军事部署。张作霖决定,从二十七、二十八师中各抽一旅以保护关内京奉铁路为名入关,另以巡阅使署卫队旅一部协同二十八师留奉部队保护关外京奉路。7月11日,张作霖正式下达了出兵的动员令。
  为了师出有名,在下达出兵动员令的当天,张作霖先后给段祺瑞连发了两份电报,在电报中,他一方面仍表示尊重段祺瑞,称“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另一方面则斥责徐树铮之所为。他说:“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作霖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张作霖所说的奸人就是徐树铮。徐树铮为了拆张作霖的台,曾派人带巨款潜出关外,收买土匪,企图扰乱东三省的治安。但所派之人一到东北,很快就被张作霖的部下捕获。张作霖为此大为恼火,故他在给段祺瑞的电报中亦直言不讳地说:“不久前,奉天捕获姚步瀛等行迹可疑分子十三人,彼等携带十二万元活动费由北京来奉天,据供认旨在图谋于土匪中间活动闹事。盖此事并非督办之本意,必是左右小人唆使而为者。余今率兵陆续进京,目的在清除督办左右之小人,至于督办乃余平素最尊敬之人,不敢有犯侵之意。”
  尽管张作霖采用的仍是“清君侧”的策略,但其助直反皖的弦外之音不言自明。到了此时,段祺瑞已清楚意识到张作霖已放弃“中立”。他一度有所后悔,曾敦请徐世昌于7月14日下了一道停战令,要求“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然而,一切为时太晚。直、皖双方均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在徐世昌颁发停战令的当天,战争打响了。
  直皖战争期间,双方直接参战的兵力均在五六万左右。皖系出动的军队主要为边防军第一师曲同丰所部1.1万人,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1.1万人,陆军第九师魏宗瀚所部8千人,陆军第十三师李进才所部8000人,第十五师刘询所部8000人,西北军第二混成旅宋子扬所部8000人,边防军训练处学生队约3000人,共约5.7千人。直系动员的军队则有吴佩孚所部第三师1.1万人和第二、三混成旅1.6万人,一个补充旅6000人,曹锟卫队3000人,直隶警备队26个营约1.3万人,曹钅英的第四混成旅8000人,总共也是5.7万人。从数量上看,直、皖的兵力不相上下,但若加上奉系入关的部队,直方就占很大优势了。